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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都喜欢在一起，就让他们在一起吧。”
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陈云、朱德，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邓小平先以《红星报》主编的身份列席会议，后以党中央秘书长的身份正式参加会议。李德列席会议，伍修权到会作翻译。会议由博古主持。第一天的会议，博古作主报告——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周恩来作副报告——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问题。博古的主报告承认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但拒不检查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也就根本谈不上总结出什么经验教训来。
第一次会议开得懒洋洋的，第二次会议进入大会发言，气氛一下子便绷紧了。彭德怀打头炮，矛头直指博古的主报告。他说：“主报告承认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这还不错，恐怕也就是这一点不错。但是，不是叫作总结吗？教训是什么？为什么失败了？主报告说是敌人太强大，根据地太落后。请问，哪里的革命不是有强大的敌人？哪里不是穷得太落后才革命的？没有说到点子上嘛。失败的原因主要是指挥上的错误，你们的作战指挥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图上作业的战术家，短促突击，不能集中兵力，哪有不打败仗的！西进突围，搬家逃跑，行动迟缓，在湘江受到那样大的损失，这个责任完全要由中央来负，由‘三人团’来负！”
李德单独坐在靠门口的木椅上，前一天听了博古的主报告，就曾想，只要博古的报告能够通过，他也就不再吭声，完全做个旁听的列席者。此刻听伍修权译说了彭德怀的发言，急性子的日耳曼人坐不住了。在红军指挥员中，李德最不满意的是两个人：一个是刘伯承，一个就是这个彭德怀。在江西时，刘伯承曾经骂过他是“帝国主义分子作风！”他把刘伯承的总参谋长撤了。彭德怀说他是“崽卖爷田不心疼”，他把彭德怀的军委副主席勾了。此刻见彭德怀把矛头指向了他，他叽里呱啦反驳道：“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完全在于敌人过于强大；短促突击的战术之所以没有取胜，完全是由于前方指挥员执行上发生偏差！”
这可是火上加油了。洛甫发言，据理凭实，尖锐地批评了主报告拒不检查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和教训。朱德、王稼祥、聂荣臻、陈云、李卓然，全都开了火。朱德说：“华夫同志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命令红军打阵地战，结果丢掉了苏区，牺牲了那么多同志！转移时又是仓皇逃跑，以致损失惨重，这当然是指挥上的责任，中央的责任！再要这样继续下去，我们就不能跟着走了！”聂荣臻说：“想起湘江战役，简直是一场恶梦！我很同意彭德怀同志的意见，失败的原因不能找到蒋介石那里去，要在自己身上找！“王稼祥说：“我很同意上边几位同志的意见。我再重复一句：错误的领导必须改变，‘三人团’要重新考虑。”陈云说：“过湘江的历史不能再重演！博古同志作为党的主要负责人，再领导下去是有困难的，‘三人团’无疑要作些改变。”
刘少奇到苏区以后还是主管白区工作。会前洛甫给他打过招呼，扩大会议主要讨论军事问题，他本不想说话的。但此刻听了一些同志的发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苏区的丢失，同白区工作这几年损失十之有九，在路线上完全是一回事嘛！他也激动和气愤起来，说：“四中全会以后，白区工作也犯了‘左’的严重错误，导致职工运动和党组织的瓦解，特别是五中全会以后，白区和苏区的路线是否正确，要求中央作出全面的检讨和改正。”
博古开始还能坐得住。不管怎么说，牺牲了那么多的人，是令人痛心的。但此刻听刘少奇把白区工作的损失也拉了上来，并提出了整个路线的是非问题，他觉得这有些太过分了。他脑子里有个“整个路线是同国际联系在一起”的问题。他推推眼镜，侃侃说道：“我不能同意少奇同志对中央路线的指责。四中全会以来，在国际的帮助和历次重要指示下，我们克服了罗章龙右倾分裂的危险，粉碎了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建立了苏区根据地，成立了苏维埃共和国，有了３０万铁的红军……如此等等，怎么能说是整个路线有问题？怎么能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就抹杀全党奋斗的功绩？这种论调与托陈取消派、罗章龙右派的言论有何区别？”
凯丰跟着吼道：“否定四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只能是机会主义！”
“这是拿别人的胭脂往自己脸上擦！”刘少奇起身反驳道：“井冈山的斗争，到第四次反‘围剿’，是取得很大的成绩，那是因为临时中央还在上海！”刘少奇的嗓音因气愤而有些发颤：“白区工作却是由于有临时中央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已经到了两手空空的地步……”
王稼祥补了一句，“苏区工作要好一点，只空了一只手。”
会议陷入僵局。毛泽东见势不妙，插进来作了近一个小时的长篇发言。他说：“我是赞成这次会议集中讨论军事问题的，就是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指挥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不解决，别讲空了一只手，两只手，你就是七只手八只手，也得空！军事上为什么空了一只手？主报告强调的是敌人的强大，我们不可能战胜敌人。在中国，革命的敌人强大不强大？当然是强大的，这甚至可以说是中国革命战争的一个特点。问题在于引出一个什么结论来。是引出国内革命战争的长期性来呢，还是引出革命的失败论来？在我们党内，有的人在理论上就是不那么一以贯之，他们时而看不见敌人的强大，进攻时打阵地战，攻坚战，同敌人拼消耗，冒险主义，说什么一省数省的胜利就如何如何；时而呢，又是敌人太过于强大，不可战胜。他们在这两方面碰得头破血流，也不愿意从主观上来找找原因，还以巴黎公社为据，说失败了也是正确的。这是很糟糕的事情。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强大的，但中国革命的胜利又是可能的，这是因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敌人内部不统一，有一些空子可钻，有许多的薄弱环节，这可以说是中国革命的又一个特点。有的同志也看不到这一点，于是便有军事上的单纯防御，指挥上的平均主义，即防御中的保守主义。最后没法子，只好来个匆忙大搬家，逃跑主义。不要以为冒险主义同保守主义是不相容的，也不要以为保守主义同逃跑主义是不相容的。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不解决这个战略问题，我们是什么错误都可能犯的。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加上不了解中国的其他一些国情，战役和战术指挥上是一定要犯错误的。博古同志的报告避而不讲主观指挥上的错误，我以为基本上是不正确的。掩盖错误，还叫什么总结呀，是不是还要继续去发展已经犯过的错误呀？我还想讲一点，我在行军途中同稼祥同志谈过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有的同志可能认为，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岂不就不是百分之百了，参了中国的东西了。是呀，你是在中国干这个事情，要求马克思把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条一款都讲得清清楚楚，我们自己完全用不着去研究中国的实际，完全不需要提供中国的一点东西，这可能吗？列宁是这样解决俄国革命问题的吗？这是一个思想方法问题。我所以讲到这一点，是因为这同解决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密切相关的……”
王稼祥立即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他说：“我完全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意见，问题在于战略思想不对头，战术思想更是一团糟。我只觉得，毛泽东同志说的，对在座有的同志也许生疏了一点。要是觉得生疏，是不是就不要管那么多的事了，下去好好读点书，挑子里好像还有几本ＡＢＣ。当然，最主要的是要好好思考，眼睛里要有中国。”
周恩来接着发言。他说：“同志们，对于博古同志的报告，我和大家的认识一样，也认为基本上是不正确的。第五次反‘围剿’中，红军的抵抗力不能同敌人相比，这是事实。由于中央指挥上的错误，使得我们接连失败，也是事实。面对优势敌军，采取正面阵地战，红军是很难取胜的。我完全同意毛泽东、洛甫、王稼祥、朱德等同志对中央所犯错误的批评。我作为‘三人团’的成员，我毫无疑问要承担责任。我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