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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收集新闻情报，并无其他秘密活动。
倪征燠讯问爱泽诚：“你是否知道你的上司土肥原1935年想在平津组织‘华北五省自治’的事情？”
爱泽诚摇头说：“不知道。”
倪征燠问：“既然你是关东军特务机关的新闻课课长，当时外国报纸对此有大量报道，你怎么会不知道？”
倪征燠拿出一份由爱泽诚签字并上报日本政府的外国报纸出示给法庭。爱泽诚无话可说。
倪征燠没给对方喘息的机会，立刻就向法庭提出了一件物证：《奉天特务机关报》。
1935年，在日本关东军出版的《奉天特务机关报》上有这样一段话：“华南人士一闻土肥原、坂垣之名，有谈虎色变之慨。”倪征燠引用这份文件，巧妙地把土肥原贤二和坂垣征四郎联系在一起。
这时，土肥原贤二的辩护律师华伦立刻发言表示反对。
倪征燠予以解释道：“之所以要提出这份证据，是因为证人爱泽诚一开始说土肥原贤二为人忠厚坦白，这是证据法里的‘品格证据’的一种，我现在针对证人的陈述，提出被告人为人如猛虎，完全符合证据法则规定的‘反驳时所提出的证据必须具有针对性’的要求。”
华伦说不出什么，只好悻悻地回到律师席。倪征燠所提出的这份物证被法庭采纳。
土肥原的辩护律师们推出的另一个证人，是日本原驻天津的总领事桑岛主计。1931年秋天，当土肥原到天津活动，打算挟持溥仪前往长春时，桑岛主计曾多次对土肥原进行劝阻，并用电报告知日本外务省。日本外务省担心在外交上陷入被动，曾经指示桑岛劝阻土肥原。
但桑岛主计出庭作证却说，当时他的所有报告都是听信了社会上的流言写出来的，不可靠。倪征燠立刻向法庭出示了从日本外务省档案中查到的一份桑岛主计发给日本外务省的电报。
倪征燠质问道：“在打给外务省的电报中，你不是汇报说，你和土肥原有过多次谈话，他仍然不听劝告，一意孤行。这也是外边的流言吗？！”桑岛主计看着那封电报，目瞪口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土肥原的辩护律师又提出了许多证人和证据，法庭在你来我往的辩论中接近尾声。人们希望土肥原能自己站出来为自己辩护，倪征燠更希望他在为自己辩护的时候抓住他的马脚。
但是，土肥原贤二自从在东京审判开始时当庭说了两个字“无罪”之后，就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也不为自己作任何陈述。依照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英美法的诉讼规则，被告有权力保持沉默，法庭不能强迫被告发言。
这一招果然老辣高明，充分显示了土肥原贤二的心计和他多年从事间谍活动的过人之处。他不为自己辩护，检察方面就没有理由在法庭上对他直接盘问，也就没有机会提出具有针对性的证据并进行反驳。
土肥原贤二的这种做法让中国检察方面始料不及，但又无可奈何。他们为了对付狡猾的土肥原贤二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搜集了一大批证据，几乎是成竹在胸，只等着在法庭上向土肥原贤二发起强大的攻势，但土肥原贤二的沉默使他们无计可施。
《把东条英机送上绞刑架的中国人》 中国大法官舌战第二回合
1947年9月的东京，秋高气爽，但中国检察成员却无心去感受秋意，他们必须集中精力，因为下一个将要面对的是扬言要和中国检察方面大战三百回合的日本陆军上将坂垣征四郎。他不仅是日本挑起“九一八事变”的元凶，而且还扶植了伪“满洲国”和汪伪政权，策划了内蒙独立和华北自治。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起诉书指控坂垣征四郎犯有破坏和平罪，参加制定并执行对中国的分裂阴谋和侵略战争。公诉人季南检察长还对坂垣征四郎出任日军驻朝鲜司令官后，强征、拐骗大批朝鲜妇女送往日军所在的各战场及占领地充当“慰安妇”的罪行进行了指控。
为坂垣征四郎出庭辩护的律师和证人多达15人。他们准备了大量的材料，企图为坂垣开脱罪责。坂垣征四郎自己也做好了充分准备，打算亲自出马，为自己辩护，可谓来势汹汹。
坂垣征四郎的个人辩护从1947年10月6日开始。倪征燠出场，反驳坂垣的第一个证人岛本。岛本是1931年9月18日晚在柳条沟附近驻扎的日军一个联队的联队长。
岛本说：“我当天晚上参加一个朋友的宴会，酒喝多了，没有回去。后来，等我酒醒了回到驻地，我才接到有关柳条沟爆炸事件的报告。”岛本这样说，意思是他们的部队不可能有什么阴谋，大家都很放松。所以一定是中国人干的，侵华日军是被迫还击。
倪征燠立刻打断他的话说：“庭长，各位法官，证人岛本既然声称自己当晚喝醉了，那么，一个糊涂的酒鬼能证明什么？又怎能出庭作证人呢？”
几句话把岛本问傻了。就这样，岛本被中国检察官出其不意地轰下法庭。
接着，坂垣任陆军大臣时的陆军副部长山胁上场作证。山胁在为坂垣作证时说了不少颂扬坂垣的好话。
倪征燠当即反问道：“你身为次官，所办之事想必都是坂垣认可的了？”山胁说：“是。”
倪证燠问：“那么1939年2月，你以次官名义签发的《限制自中国返回日本军人言论》的命令，也是按照坂垣的意旨承办的吧？”山胁回答：“是。”
倪征燠当即指出：“这个文件中列举了回国日军对亲友谈话的内容。如‘作战军队，经侦查后，无一不犯杀人、强盗或强奸罪，强奸后，或者给予金钱遣去，或者杀之灭口’，‘有时候将中国战俘排列成行，然后用机枪扫射之，以测验军火之效力’等等，都反映了日军在侵华战争中所犯罪行的实况。日本陆军深怕这些谈话在群众中广泛传播，暴露其罪恶，才下达了《限制自中国返回日本军人言论》的命令。这种举动本身，正说明了坂垣征四郎所犯罪行是确凿无疑的。”
这一驳斥，使山胁的作证不仅没能为坂垣开脱罪责，反而为法庭提供了相当有力的反证。
《把东条英机送上绞刑架的中国人》 中国大法官舌战最精彩的一天
1947年10月9日，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极其精彩的一天。按照程序，坂垣征四郎自己提出了长达４８页的书面证词。他主要想说明“满洲国”是根据“民意”成立的；七七事变后，他担任陆军大臣时，始终主张从中国撤军言和。
倪征燠于是大战坂垣征四郎，作为中国痛恨的坂垣征四郎受到了倪征燠严厉的盘问。面对盘问和反驳，坂垣征四郎则摆出一副不服输的样子，当讯问进行中问到让他难堪的问题时，他就会生硬地顶撞：“不知道！”
对于“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坂垣征四郎完全否定了检察官所说的关东军蓄谋发动的主张，一口咬定像关东军宣布的那样，是由中国军队进攻引发的偶然事件。
倪征燠根据他们找到的日本外务省秘密档案中的御前会议文件、内阁会议文件、日本关东军与陆军省的往来密电、关东军的动员令等重要材料，一连盘问、反驳了坂垣征四郎整整三天。面对大量铁一般的事实，坂垣无话可说。他想像不到中国的检察官为了完成对他的审讯，做了多么细致的工作。
对于坂垣征四郎说他主张撤退在华日军一事，倪征燠穷追不舍：“日军侵占广州、汉口，是不是在他任陆军大臣以后？这是从中国撤军还是进军？”
坂垣想了半天，想不出更好的理由，只好点头说：“是进军。”但此时的倪征燠并没有忘记另外那个被告，土肥原贤二。
倪征燠后来回忆说：“土肥原贤二不出来为自己辩护，对我来说这一直是个遗憾。按照英美法律，被告可以不出来，当然我也不想放弃我的质问。土肥原贤二和坂垣征四郎两人搭档搞侵华、网罗汉奸这样的事情，我们把它突出来，这样土肥原贤二虽然不说话，但是在质问坂垣征四郎的时候，我就可以把土肥原贤二的名字带出来。”
果然，倪征燠在最后总结陈词中，为了让法庭注意力不至于因为土肥原贤二不上证人席而受到忽略，发起了新一轮攻击。
倪征燠盘问坂垣征四郎：“你任陆军大臣的时候，在中国拉拢吴佩孚、唐绍仪时合作的土肥原贤二，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