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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
1946年8月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应国际检察处的请求传唤了一名日本教育家前田出庭作证，目的是要证明日本军国主义者曾经通过各级学校教育向日本青少年灌输对外侵略的思想。证人前田作了正面陈述之后，辩护方的美国律师克莱曼便开始对他进行反诘。克莱曼问前田：“你说日本学校的校长在课程问题上都受着陆军军官的指挥。请你告诉我，难道在日本的小学课程里不教日本语文吗？”这个问题引起了在场听众的笑声。卫勃庭长当即说：“真是没有道理！难道在日本学校里能不教授日本语文吗？”
克莱曼颇有绅士风度地摇摇头解释道：“如果法庭方便的话，我现在倒想竭力求得早在两个月前便引起法庭注意的那个问题的答案，即：日本学校的课程究竟是些什么？但是，如果法庭不方便的话，我也可以放弃不提。”庭长回答：“我们不希望听取这个问题。”于是克莱曼不紧不慢地说：“好。那我就改提下面一个问题：学生们上不上数学课呢？”
卫勃庭长实在是忍无可忍，制止道：“这扯得也太远了。克莱曼律师，你应该很清楚，你是站在国际军事法庭的面前，而这个法庭是审判前日本帝国的领导分子对人类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的！”不料克莱曼却辩解说：“如果您同意的话，我认为，弄清楚日本学生的课程问题对审理日本的军国主义教育很重要。”庭长卫勃无奈地随口说道：“那就请继续发问吧。”克莱曼便继续向证人发问：“在这些学校里，有音乐、图画、手工、日本历史等课目吗？”这个问题引来了更大的笑声。庭长向证人说道：“证人，你不必回答这种问题。”克莱曼感觉到他精心准备的一连串所谓“问题”已经无法再继续提下去，便垂头丧气地对高坐在审判台上的法官们说：“我再也没有问题了。”
辩护团律师的放肆行为虽然经常遭到法庭的制止和驳斥，但是毕竟起到了拖延审判的作用，达到了他们的某些目的。他们之所以敢于这样做，当然是有原因的。梅汝璈法官认为，这首先是因为当时美苏两国的关系越来越紧张，“柏林封锁”的危机似乎看不到解决的前景，双方剑拔弩张，各不相让，仿佛第三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在这种情况下，被告与辩护律师都抱有幻想，以为国际阵营组合一旦发生变化，日本必然能够受到美国的重视，而战犯们或许还可以受到美军重用。其次则是因为东京审判的法庭采用了英美法系中规定的“国家律师制”，律师在法庭上享有与检察官同等的权利，而检察官也因此被称为“检方律师”。
正是由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辩护律师有权直接质询证人，所以那些趾高气扬、有恃无恐的美国律师才会无孔不入、无隙不乘地信口雌黄，甚至能从询问证人是否犯过罪、是否系精神病人，一直问到是否患有性病，而其惟一的目的就在于使检察方面提供的证人名誉扫地，无法正常地向法庭陈述证言。这种做法不仅浪费了时间、拖延了进度，而且给了被告们以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机会，他们利用这难得的机会“慷慨”而冗长地陈述，在法庭上公开宣传日本帝国主义当年推行侵略扩张政策的种种荒谬“理论”。
梅汝璈早年留学美国攻读法学4年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对英美法系的程序规定再熟悉不过了，被告律师的捣乱本来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但是，对于法庭上发生的情况，梅汝璈仍然愤恨难忍。在法庭休庭的日子里，梅汝璈回国述职，他特意在国内买了一尊瓷质的大肚弥勒佛带回日本，为的是在经过了五六个小时的庭审回到帝国饭店时，弥勒佛的笑脸能使自己的怒气稍稍平息一点。“我就不信，孙悟空能跳出如来佛的手心。天网恢恢，正义永在！”梅汝璈常常这样自言自语激励自己。
《把东条英机送上绞刑架的中国人》 中国大法官“皇帝”溥仪：一个划时代的日子
中国人手中的王牌———“皇帝”溥仪
一个划时代的日子
田中隆吉作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检察方手中的第一张牌，在伪满阶段的审理中引起很大的震动。到了1946年8月，中国人亮出了自己手中最精彩的一张王牌，这张王牌就是伪“满洲国”皇帝溥仪。
1945年8月，当溥仪听到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后，草草地宣读了一个“退位诏书”。1945年8月19日，溥仪乘飞机在沈阳降落，准备换乘日本政府为他提供的飞机逃往日本，恰好被刚刚占领沈阳机场的苏联伞兵部队抓获。这是极具戏剧性的一幕。随后，溥仪被苏军押往苏联赤塔。
一个月后，溥仪等人被转送到苏联伯力看守所。对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检察方面来说，举证日本阴谋分裂中国的罪行，再也没有比溥仪更有力的人选了。溥仪对日本人又怕又恨，他既是中国最后王朝覆灭的见证者，又是日本军国主义手中玩弄的傀儡。
为了进一步证明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真相，搞清伪满等问题，国际检察局通过苏联在东京法庭的检察官，将伪满洲国傀儡皇帝溥仪传唤到庭，当面作证。
溥仪从苏联红军的俘虏营中押解到东京后，中国检察官和国际检察局的美国检察人员一起，两次找溥仪谈话核实情况。当时的溥仪与电视剧中中年的溥仪比较像，一与人见面就主动握手，口称“同志”。溥仪当时胆小，对被押解到国际法庭作证忐忑不安，特别害怕见到中国人。为了取消其顾虑，中国检察官向溥仪说明，他是作为证人来东京的，鼓励他大胆地、实事求是地出庭作证。
1946年8月16日，溥仪第一次出现在法庭上。日本的《朝日新闻》把溥仪的出庭说成是东京审判中“一个划时代的日子”，一个曾经的清朝末代皇帝要在军事审判中出庭作证，这在审判史上是空前的。溥仪的出现，在东京引起轰动。
由于溥仪出庭的消息事先就传开了，人们争着来看，所以这天的法庭便显得极为拥挤：前台为贵宾保留的座位平常总是稀疏冷落的，今天却已人满为患，而坐在第一排的又几乎都是苏联人；记者席上则早已坐满了各种肤色的手持摄影机和记录簿的记者；特别是台阶上边的旁听席，简直是拥挤不堪。
上午11点25分，卫勃传证人到庭。这时法庭执行官维恩米特引导着瘦而高的溥仪步入法庭，缓缓地走向证人台。整个法庭顿时紧张起来，所有的人都屏住呼吸把目光投向这位新证人。溥仪身穿一套浅蓝色的西装，白衬衫，黑领带，因为没有戴帽子，可以看到他那满头厚厚的头发，其中有一绺垂在宽阔的前额上。通常护送证人的都是一个宪兵，但溥仪出庭始终有两个美国宪兵和一个苏联军官站在他的身后。
当不失当年风度的溥仪刚刚站到证人台上，数十名早已瞄准了他的摄影记者便纷纷按动快门，发出一片爆豆般的响声。在法庭宣誓之后，溥仪开始用稍微有点嘎声的北京话，回答季南检察长的亲自讯问。根据季南检察长请他介绍一下自己经历的要求，溥仪开始陈述自己的经历。那些富有传奇色彩的篇章，自然构成一篇动人的故事。他以低沉的音调款款而谈：
“我1906年出生于北京，名叫溥仪。依满洲习惯在名字之前另加爱新觉罗四字。1909年登上清朝的帝位。”
由于溥仪发言的时候总是作稍微低头之态，而他的目光则从近视镜的玳瑁镜框旁边窥视他自己随身带来的黑色笔记本。对此，曾有一位美国辩护律师提出异议，于是卫勃审判长宣布：“不经法庭许可，即使写了备忘录也不许看！”溥仪立即申辩说：“因为年月日等记不住，回答这些需要看看备忘录。我的本子上写的是中国字。”
卫勃微笑着说：“不要紧，我们的同事中有一位精通中文的法官，他能辨认你到底写的是什么东西。”
溥仪的小本子被拿到审判席上，梅汝璈仔细看了看，发现上面就是几个数字，如“我的生日1906”，“我第一次登基”，“辛亥革命1911”等等。梅汝璈对此做了说明，卫勃庭长表示法庭不反对。
溥仪接着说：“1911年，国内发生了革命，一个伟大的人物孙中山先生领导国民党，推翻了腐败的满清政府，这是一次非常进步的运动。当年12月中华民国成立，与此同时我便退了位。”
溥仪用词的时髦一时成为当时报纸上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