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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又有人提议：远东法庭既然是国际性的法庭，就不必强调法官所属国家而应该以法官个人的年资深浅为序。但是，此论一出，马上就有人问道：“年资”是什么？是法官出生年月日的先后，还是在本国任法官职务时间的长短？何况法官职务尚有高低之分，任一年地方初级法院法官是否能够等于任一年全国最高法院法官？如果不能，又应该如何折算？当律师、当教授的“年资”同任法官的“年资”又应该如何折算？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非得组织一个委员会去细致地调查研究一下各国的政治法律制度不可。于是，大家为此事争来争去，莫衷一是。
微笑着倾听良久的梅汝璈终于说话道：“个人的坐次，我本人并不介意，只因与各位同仁一样，是代表了各自的国家来的，所以我还须请示本国政府。”
这一军“将”得厉害。盖因预定的开庭日期将至，法官们如果都要请示国内而后定，必拖延时日，准时开庭谈何容易？庭长卫勃认定不能开这危险“先例”，忙说：“为确保准时开庭，坐次问题必须尽快排定，希望梅先生从大局出发。”
梅汝璈收敛笑容：“同意庭长尽快排定的意见，但中国代表应排在第二位。众所周知，中国受日本侵略最深，抗日时间最长，付出牺牲最大，审判的又是日本战犯。因此，有八年浴血抗战历史的中国理应排在第二。再者，没有日本的无条件投降，便没有今日的审判。故我提议，各位都不用争了，法官的坐次，按受降国签字的顺序排列，实属顺理成章。”他接着报了受降典礼上各签字国的顺序：美国、中国、英国、苏联、澳大利亚……尽管当时的中国是受侵略之害最深的国家，亦号称“世界四强”之一，可国力不够，徒有虚名。俗话说“弱国无外交”，因此对于梅汝璈的提议，那几个西方国家代表心里根本不愿接受，却又无令人信服的理由。英国法官一脸尴尬，又带几分恼怒，会场气氛显得紧张起来。
梅汝璈成竹在胸，有意以调侃的口吻缓和一下空气：“如果庭长和大家不赞成这个办法，那我们就以体重为标准吧，各自过磅，看看各人的体重是多少，然后按照它来安排席次，重者在前，轻者居后。这样，我们便可以有一个最公平、最客观的标准。”
话音刚落，法官们哄堂大笑。卫勃庭长对梅汝璈笑道：“梅先生真会讲话，是法官更是个幽默大师。你的办法很好，但是它只适用于拳击比赛。我们是国际法庭而不是拳击比赛场。”
梅汝璈以笑对笑，绵里藏针：“若不以受降国签字顺序排列，还是按体重排列为好，我即使被排在最末一位，也毫无怨言，对本国政府也算有了交代。政府如果认为我坐在后边有辱使命，可另派体重者取而代之，再来较量。”显然，梅汝早已意识到庭长是在千方百计地排挤他，不让他占据法官第二席。
这个问题就这样半认真、半玩笑地在正式开庭前的法官会议上被谈论来谈论去。卫勃庭长既不做出决定，又不愿付诸表决，一任其混乱、僵持着。
《把东条英机送上绞刑架的中国人》 中国大法官用尊严维护尊严：僵持
直到1946年5月2日，即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的前一天，卫勃庭长的真实意图才暴露出来。这一天，法官席次问题的争执进入了白热化阶段，用梅汝璈的话说就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天。”
５月２日上午，法庭书记官紧急通知各国法官，下午４点举行开庭仪式预演，到时候要拍照，要穿上正式的法袍。这是法庭做的最后一次隆重的“彩排”。但就在这次“彩排”中，一场尖锐的冲突几乎差点儿毁掉即将开始的东京审判。
造成这场冲突的原因正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们的坐次安排。下午4时，法官们都按要求做好了准备，在法官休息室集合。这时，卫勃庭长突然宣布：法官座席的次序是美、英、中、苏、法、加、荷、新、印、菲，并说这是经过盟军最高统帅同意了的安排。按照这个安排，庭长右边是美、中、法、荷、印各国法官，左边将是英、苏、加、新、菲各国法官。很明显，英美居中，排挤中国，同时以压制加拿大作为陪衬（按照受降签字次序加拿大应排在法国之前）。
卫勃庭长这样一宣布，大家不禁愕然。中国法官梅汝璈和加拿大法官麦克杜哥最为愤慨。梅汝璈当即指出：“这个安排是荒谬的，我绝不接受这种于法无据、于理不合的安排！中国是受日本侵略最烈、抗战最久、牺牲最大的国家，而在审判日本战犯的国际法庭里，应有的席位竟会被降低到一贯只知向日军投降的英国之下，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说完，他愤然脱下象征着权力的黑色丝质法袍，欲退出预演，以示抗议。加拿大麦克杜哥法官此时也向卫勃提出了强烈反对。
卫勃看见事情不妙，便亲自来到梅汝璈的办公室，试图说服梅汝璈遵从他的安排。他实在没有料到梅汝璈会以拒绝参加预演的方式来坚持自己的主张。他婉转地对梅汝璈讲：“最高统帅要英美法居中的意思无非是因为他们对英美法程序熟识一些，纯粹是为了工作上的便利，并无歧视中国的意思。中国的席位仍然在苏、法之上，是五强的中坚。”梅汝璈说：“这是国际法庭，不是英美法庭，我看没有英美派居中的必要！假使有这种必要的话，何以加拿大、新西兰等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官又被挤在两旁呢？”庭长又说：“照现在的安排，你的近邻将是美国法官和法国法官，而不是那位俄国将军，这会让你很愉快的。”
梅汝璈答道：“我不是为了要愉快而来到东京的。中国遭受日本战犯们的侵略荼害达50余年，对中国人来说，审判日本战犯将是一件沉重严肃的任务，绝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工作。至于说到俄国人，我们中国人并不像你们西方人那样厌恶或害怕他们。我觉得我们这位苏联同事有说有笑，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的人。”
争论至此，庭长的话全都碰了壁，于是他向梅汝璈发出了威胁：“这是最高统帅的意思。如果因为你拒绝尊重这个安排而使中美关系陷入不愉快的境地，那将是非常遗憾的。你的政府未必同意你的这种行为。”
梅汝璈略带激动地回答道：“政府同意不同意是另外一件事，但是我绝不接受这种于法无据、于理不合的安排。一个士兵尚只遵守合法的命令义务，何况一个法官。我不相信中国政府会同意这个安排。同时，我也怀疑这个安排是否真正是最高统帅做出的。”
梅汝璈最后说出的这句话无疑涉及庭长的人格，但他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卫勃听了之后尽管十分尴尬，但他看出梅汝璈态度坚决。如果自己寸步不让，这样的谈话无法继续下去，于是便站起身来，向梅汝璈说：“我去同其他兄弟们商量一下，看看大家的意见如何。请你千万别走，至多10分钟我就回来。”最后这句话是因为看见梅汝璈穿大衣，戴帽子，做出要回帝国饭店去的姿态而连忙说出的。
果然，不到10分钟，庭长回到了梅汝璈的办公室。他面带笑容地说：“我已经同其他兄弟们商量过，他们一致认为今天的预演只是临时性的，非正式的，我们不妨照原定的安排，不必变更。至于明天正式开庭时的安排如何，我们今晚可以开个会讨论一番。”
梅汝璈立即觉察出这很可能是庭长的又一个诡计———先造成既成事实，然后借故取消晚上的会议，或者到明天又说最高统帅不同意做任何改变，我们应该遵照昨天“行之有效”的办法。这样一来，法官的坐次就没有办法改变了，只能听从卫勃的摆布。这是绝对不行的。
梅汝璈当即答到：“预演固然是临时性的和非正式的，但是许多摄影和新闻记者都等候在审判大厅里，他们必定要摄取许多照片，甚至刊登在报纸上。这些照片很可能传到中国人民的眼里，他们看到这种于法无据且与中国荣誉地位不相称的安排，必然会感到惊讶和愤恨，甚至会责难我软弱无能。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宪章上虽没有规定法官座席的顺序，但是我们这个法庭之所以能够设立，之所以有权审判日本战犯，是根据日本投降书而来的，按照受降国家签字的先后次序来安排法官的席位是惟一合法合理的办法。这个意见我已经在法官会议上讲过多次，多数同事并无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