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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君先生本人并没有多大的错。
如果我们的教育早在三十年前提出“综合素质”，提出“知识更新”，提出“重读进化论”，那么，王先生可能会好一些。
如果我们的社会早一点意识到“大锅饭养懒人”，早一点意识到人的“翅膀”三年不用，就会丧失飞翔能力，那么，王先生可能会好一些。
如果我们的社会早一点感悟到，“田园牧歌”的生活不能带来财富，“清静无为”不能使国家富强，那么，王君先生可能会好一些。
如果我们现在还顾及转型的艰难和分娩的阵痛，牺牲的就不仅仅是王君先生这一代了。
第二篇 命运沉思抓住机遇的钥匙
在观念与创造之间，在情感与回应之间落下阴影——生命很悠长。
——艾略特
《人才学》告诉我们一个问题：人的成功有60％是才能，40％是机遇。这种分析中不中，还待商量。但“成功”的光谱里，确实有几种“光波”，一是努力，二是才能，三是机遇。
男人不都想“成功”吗？
搞艺术的，但愿不要像“叶公”，真龙下凡时，正是机遇；搞政治的，公开应聘什么“正处”或“副厅级”公务员，机遇要的是“本事”；搞学问的，新加坡大学招聘古汉语教授，除了《训诂学》之外，还要英语。搞经济的，西部开发或重振东北都是机遇，但愿你的“对接仓”已经准备好。
青年人最爱说“爱你没商量”，这话含有霸气与匪气。但“机遇与你没商量”，说的却是你的才气与底气。
三级跳远
——“卖胆”的时代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们刚刚打开“窗户”看世界的时候，在“计划经济”环境中生活已习惯了的人们，还没回过神来想一想的时候，其实，“机遇”已经到来。
一些胆子特别大，几乎处于“社会边缘”的群落开始了他们的“冒险旅行”。倒不是他们特别具有“真知灼见”，而是一种求生本能驱使他们勇往直前。除此之外，他（她）可确实是真正的“无产者”。
他们敢贷款。
对于今天的人们，贷款可能像去百货公司买东西一样简单。然而在二十多年前，这可称为“吃螃蟹”的行为。人们想的不是“捞一把”，而是还不起贷款怎么办？善良的中国人，借钱就想到还钱，难道这还不算“良民”吗？
而“卖胆族”想得十分的流氓味，还不起贷款，坐牢我去，总还够不着杀头的份儿。
在国家贷款的支持下，做生意者有之，跑运输者有之，弄修理店者有之，挖煤矿者有之。几年下来，这些人真的“发”啦！
他们敢于“投机倒把”。
利用当时物资价格双轨制的机遇，通过各种关系和渠道去搞水泥、弄钢材、搞白糖、倒烟酒等；东手拿来西手卖，投机倒把一回，着实让这些人捞了一把。
他们敢于“卖空买空”。
找几个姐儿哥儿，弄一个公司，“打点”一下官员，搞上一个建筑工程，以修“猪圈”与“牛棚”的手艺加之敢吃“螃蟹”的胆略，堂而皇之成了财大气粗的房地产企业家了。
当年的“机遇”确实被“卖胆”者抓住了。等到“信守规矩”的良民回过神来的时候，机遇已经过去，好运从不回头。
历史也跟“卖胆者”开了一个玩笑。
“始作俑者”的他们，大多没有市场眼光，或者说，小学的文化底子使他们应验了一句俗话，“穷得富不得，富了了不得”。他们中一些人在重新拾回做人体面的时候，日嫖夜赌，挥霍无度；在他们拿钱买回“尊严”的时候，往往在“摆阔”中使家产耗竭。“机遇”又使他们回到一贫如洗的起点，历史再一次显示了它的公正。
——“卖力”的时代
当价格双轨制废除以后，当时遍地都是建筑公司、工贸公司、饮食公司，厕所里都会碰上七八个总经理。当工农兵学一起涌向商海时，生意也就越来越难了。于是，又重新唤起人们做“良民”的愿望。
一些起早贪黑、诚信经营的人，换回了“上帝”的回报：
长途贩运、合理差价的“马帮”，利用地域差价，汗水当然会感动了上帝。
凭一身绝艺，除了飞机、大炮不能修而什么都可以修的“能工巧匠”，在修理行业中创造了奇迹。在中国还没富裕到什么都“弃旧图新”时，修理业的好运就降临了。
弄得一手好莱，喂猪的玉米也能做出24种糕点的大师，他们成了“清宫御厨”的某代传人，以汗水和浮肿的眼睛，终于办起了“杏花村”的连锁店，香遍江南，亮遍江北，也红遍京城和边塞了。
历史从来不跟诚实者开玩笑。
虽然，“卖力者”没有大富大贵的命，但也可算上小康，可以说“衣食无忧”了。他们懂得：一夜“暴富”的神话，只有在“阿里巴巴”的故事里才有“芝麻开门”的黄金梦。
——“卖脑”时代
当知识已成为资本，知识可以像金钱一样投资的时候，“有学问”的文化人，终于等来了他们的时代。
一个比尔·盖茨的名字，比美国总统还具有魅力，他成了智慧和财富的偶像。
一个东方“神话”：印度的信息技术兴起仅短短几年，而印度软件以每年50％的速度增长。从1996年至今，仅在解决“千年虫”的这一绝招上，印度的IT业就有30亿美元的进账。
印度已建立了七个国家级、两个省级的科技园区，专业人才已达320万。其中，印裔美国人30万。2000年总产值高达800亿美元。印度从拉吉夫·甘地的时代起，中央政府真把计算机当成一回事。国家领导人喜欢别人戏称为“计算机总理”。难怪比尔·盖茨惊呼：“未来的软件超级大国不是美国，不是日本，不是欧洲，而是印度”。
中国知识分子是幸运的。
2000年5月31日，中国首位以科学家名字命名的股票“隆平高科”在深圳上市，按每股13元计，持有“隆平高科”250万股的5％股份的“水稻杂交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的袁隆平教授，其净资产将达到3245万元人民币。
作为中国“知识分子首富”的张延壁教授，1996年他以“知识投资”红桃k集团，占集团股份10％。短短四年间，红桃K集团资产几乎以几何级数的速度增长，武汉大学生物系的张教授的个人资产已达1．3亿元人民币。
袁隆平是幸运的，张延壁是幸运的。他们时逢了“知识经济”的时代。知识可以兑换为资本，有资本才会拥有对企业的管理权。
历史是公正的。每一群社会成员都可以获得一次机遇：“卖胆”者、“卖力”者、“卖脑”者都找到了各自的人生位置。
发现“好望角”
人类要拓展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如果老跟在马拉松的大队伍后边，最多算得上一个忠诚“追星族”。
长跑者都知道取胜的绝招是“超越马拉松人墙”。越不过“人墙”的长跑者，即使你有过人的本领，到头来也会被压在马拉松“人墙”的后边。
重新发现“好望角”。
——学会“发现”
上帝说，“机遇”的相貌永远是平凡的，大风也起于青萍之末，“机遇”只是有备而来者的船票。“树上掉苹果”的事再平凡不过，牛顿抓住它，发明了“牛顿第二定律”。
机遇藏在平凡之中。“梅花鹿奔跑”再平凡不过了，马俊仁悟到了仿生学，他研究了奔跑的力度和角度之后，发明了“马氏训练法”。
所以，西方哲人才说：“不是世界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
——学会“创造”
没有“创造”的世界是平庸的世界；没有“创造”的生活是无为的生活。没有风浪的人生没有色彩，没有炽热的燃烧就不叫太阳。
鸟类，因为飞翔才得以生存；海豹，因为游泳才得以觅食。深海的鲨鱼与浅海的海豚，因为潜水的深度而划分了各自的生存空间。
人类生存的本领是劳动。劳动创造了财富，劳动创造了价值，劳动创造了“机遇”。
如果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永远守在家园里，那么，他们的国家绝对没有今天的繁荣，也绝不会发现非洲的“好望角”和拉丁美州肥沃的土地。
如果爱迪生不发明电灯，瓦特不发明蒸汽机，那么，我们人类将会在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