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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结识的年轻人达布带着边巴老人来到宾馆，在我的房间内作了访谈。
边巴（75岁）的哥哥巴莱是当地知道黑喇嘛情况较多的人，但已经在2004年去世了。边巴说：从外蒙来了6个人，杀了假喇嘛。此前来了一个老汉，探听到假喇嘛的实情，写了一封密信藏在马鬃里，放马返回外蒙。假喇嘛什么坏事都干，新疆、肃北、阿拉善的人都知道他。边巴讲了刺杀假喇嘛经过，大致与韩巴德尔湖、达西说的相同。但他提到：假喇嘛的肋骨与别人不同，不是一条一条的，没有中间的缝。（“像个盾牌？”我问。他点点头。）刺杀假喇嘛时，是从腋下开了一枪。这倒是个新情况，也许黑喇嘛就是穿了“防弹衣”，所以才会传说他刀枪不入。可那时有没有防弹衣呢？也许是精制的锁子甲？人们请他去念经，两个人趋前扶着他，乘机将他的双臂抬起，从腋窝开枪将其打死。他的部下有500多人，在押回蒙古途中，杀死在一个丘陵地带，血染红山石，从此这里就叫做“红石山”。来行刺的人是6个，这与蒙古国档案中的记载竟完全一致。
最有意思的是，我问道：1997年马鬃山发生过什么？这本是很好答的问题，因为如同马鬃山这样寂寞的地方，有外人来本身就是“新闻”。可边巴没有正面回答，却说：你来了，住上一个月。这样匆忙，怎么能了解到实情。他说的当然对，可是，我早已经不是80年代那个“荒漠独行”的人了。
整个晚上，与达布等人聊天。
《黑戈壁》 第四部分前往肃北马鬃山（2）
达布说了一个情况：他家的羊群的放牧区里，在一片缓坡上有许多破旧的木质马鞍。他放羊时见到过，还把它们烧了取暖。我听了，心里咯噔一声：那地方就叫做红石山呀，韩巴德尔湖与边巴说的“外蒙坑杀黑喇嘛部属”，使得石头都变红了的地方，就是这里。在有的地图上，还标识出“红石山”这个地名。此外，他还说，在他家的羊房子边上有个石磨盘，不知从哪儿来的，也不知谁是磨盘原来的主人。同时，达布说，他在几年前当过兵，驻防在边境上，“那然色布斯台音”（谢别斯廷）泉水与井都在中国境内（这点与达西说得不一样），他曾在泉水边上放过哨。
直观上，我相信达布的话。
当时我决定，明天去寻找谢别斯廷泉水，除了娜镇长为我们租的气象局的车，应该再租上达布的车。一是宽敞些（除司机还有5个人），二是为此行增添些鲜活的内容，不至于太枯燥。与吕总协商，得到了他的支持。
此行真的与以前的考察大不一样。以前的活动中（除非是我自己的“独行”），几乎所有小事都会成为问题，而在河西，一切问题都自动删繁就简。我的直觉是：达布的羊群将是关注点。
我想起1998年那次在罗布荒原寻找“小河”的一个插曲。当时，在阿拉干道班，我见到了一个1992年环游塔里木时结识的维吾尔族养路工伊明。他在工余多次到我们即将前往的那片荒漠远游。他去过著名的“麦德克”古城，他还到达过一个到处是干尸的地方。虽然不能确定那就是小河，可当年斯文•；赫定、贝格曼都是依靠当地人进入沙漠的。斯坦因、亨廷顿、桔瑞超也是。有伊明在探险队之中，不但可以省去一些找路的麻烦，也为“探索”“寻找”“发现”增添了内容。这，本应该是我们工作的内容。可是我的建议被否决，理由是伊明要求付给他100元（才100元）的劳务费。我说，这100元我付。可也被劝止，因为这样会使“别人”很没面子。
想到在西部走过的路，我充满成就感，也不乏沮丧。我不想批评谁，我没有这样做的资格，更没有这样做的心情。可是，假如你的本事就是把一个问题变成两个，两个变成四个，四个变成八个……，我们什么时候付诸行动呢？然而我们是为了行动而来的呀！对待那些你弄不清他到底是问你问题，还是试图塞给你一个现成的答案的人，最好的办法就是敬而远之。
夜里，我又独自一个人在街头漫步。马鬃山是最不利于散步的地方，因为风大得随时会将你刮倒，不可能随心所欲地任凭思维领路；马鬃山是最有利于思考的地方，因为大风时刻在提醒你你必须站稳当，否则随时会失去立足点。
——我在附近的庙会上漫步，在“套圈区”集合着许多孩子，面对远处地上摆放的一个个“奖品”，他们的家长与他们一样跃跃欲试。突然，场面扰动起来，有人在说：看，他又来了。一个年龄在46与64之间的男人，从不情愿的经营者手中买了一大把藤圈。有人低声对别人说：他要套了，上次他把所有奖品都给套了个精光。果然，一个，两个，一网打尽。看着他套圈的动作，我想起了一个人，一个我们一同从北京去军马场的知青。他在我之后上了马群，成了骑术最好的知青，我见过他从飞奔的马上俯身拾起地上的马鞭，他的套马技术连老牧工也自叹弗如，他是将盘好的套马绳从脑后抛出，瞅着怪怪的，可百发百中。他抱着一捧奖品，准备离开，我认出来那就是我的知青朋友。我们已经30年没见过了，听说他回到北京一直在丰台的街道上修自行车。他随手把奖品发给了身边的孩子，只留下了一个陶瓷的马。我克制了追上去与他打招呼的愿望，望着他远去的背影，仿佛着了定身术。
——父亲母亲带我到办公楼礼堂看《三岔口》。那是“反右”之前，知识分子心情普遍相当好，以为百废待举的时期终于来了。我不想看京剧，就装着睡着了。回家时，父亲对母亲说：他醒了吧，放下来让他自己走吧。我不想离开母亲的怀抱，马上说：“我没醒，我睡着了。”大家全笑了。爸爸破天荒地抱起了我。
——我们家附近有一条不长的便道，下班时最热闹，两边都是卖各种东西的小商贩。要买点零碎，还真方便。但堵塞交通。这是一个不稳定的“市场”，总有城管人员来清理。这天我正从那里路过，“市场”扰动起来，小商贩们呼叫着“城管”“城管”，开始收拾东西走人。果然见到一辆卡车从另一头驶上街道，商贩推着、拉着、蹬着破旧的车辆躲避逃跑。卡车像是逗商贩玩，跑得快了他就开得快，慢了他也慢。一辆拉着满车草莓的三轮翻了，卡车也停下来。望着一地的水果，农妇失声大哭，与自己的男人撕打起来。车上下来的干部反而去劝架。两人一齐扑向干部。我拉开双方。干部对农妇大声呵斥，我转向他，说：你受过教育吗？你有亲人子女吗？你也是做父母的人吧？如果你有理由，可以罚他们，扣他们车，可你干吗欺负人？你不也是人吗？干部愣住了，他原来一定是以为我会帮他的。他想说什么，可望着怒目而视的围观者，一时失声。我从地上胡噜了一大堆摔烂的草莓，匆匆装进一个塑料袋，站起身，塞给农妇10元钱，说：这是我买草莓的钱。然后扬长而去。几天后，我到街上买早餐，要了两碗豆腐脑。卖早点的老板娘把我的钱还给我，说：我认识你。你花10块钱买了一堆草莓。这顿早餐免费。
——小学六年级，我们班来了一个代课老师。那是一个又瘦又高的男老师，就是北大东门外成府街的老居民。大约好久没有工作了，显得颇落魄，但在课堂上一站，腰板挺得笔直，又像一个末代王公。他讲的课十分受学生欢迎。可他在课堂上有一个毛病，总不时地掏出一个小小的瓷瓶子，小心地吸溜上一口。他看同学们全好奇地望着他，就解释说：“我有气管炎，随时得喝药。”我也有气管炎。一次课间操，他的“药瓶”放在课桌上，我忍不住打开，一股冲鼻子的“药味”呛得我打了喷嚏，我学着他的样子，小小心心地吸溜了一口，结果，我当时就醉在课堂上。不用说，他的“药水”度数不会小于60度。
——不久前，我到上海博物馆的图书馆看一部找了几十年的、原来以为已经失传的古籍。那是元刊孤本。我计划在上博工作完，到上海图书馆看另外一种诗集。在细雨中我赶到了上海图书馆。但是，在善本部怎么也查不到那种书的书号。也就是说，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