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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的象征，又怎么可以由札哈沁贝勒如此“轻松”地盗走并随意处置？而札哈沁贝勒又怎么能在那样的危急时刻全身而退，还来得及轻而易举地带走了黑喇嘛的鞍马？除非他早就知道即将发生的一切。
实际正是札哈沁贝勒自己将自己置于替代黑喇嘛的位置上。可，黑喇嘛是不能替代的。
有了哈士纶和他的《蒙古的人和神》，关于黑喇嘛丹毕，关于黑戈壁传奇，似乎可以划上句号了。事实上，一种特殊的疏离感又使句号扭曲成问号。
《黑戈壁》 第二部分松杜尔大本营（1）
1927年10月30日，额济纳河岸边密林中的松杜尔大本营。
经反复研究，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决定，将自己的庞大的、多学科的队伍分为三支。一支直穿黑戈壁；一支折向黑戈壁的南缘；一支走黑戈壁的北缘。下一个集结地，是新疆“天山第一城”——哈密。首先启程的，是哈士纶的穿越黑戈壁的驼队。
当时考察团中谁也不知道的是，就在他们兴冲冲地憧憬着地平线上的古老林带井渠时，哈密已经处在紧张的戒备状态，成为战区，全新疆可以调动的军队，几乎全部开赴了哈密，就连200年来从未派上用场的、来自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骑兵，也重装上阵。所造成的内部紧张情况，使人联想到1912年的“察罕通古事件”。哈密的每个集市，每个居民点，都有密探出没。所有交通要冲，都驻扎着荷枪实弹的军队。新疆主政者杨增新，是“辛亥革命”以后最练达吏治、洞悉民情的官员，可他也不知道“西北科学考察团”究竟是干什么的，来新疆是祸是福。
最后出发的北线支队，是考察团的核心。不但有21位不同学科的科学家，负担着主要的科考任务，有大量的辎重给养、各类科学仪器设备，还有拉尔生亲自担任驼队队长的、多达127峰骆驼的庞大驼队。考察团的两位团长：瑞典斯文•；赫定博士；中国徐炳昶教授，都在北线支队的序列里。据当地人说，在哈密与额济纳之间的广袤区域，有数十个强盗出没，其中包括黑喇嘛的游兵剩勇、甘肃的逃兵、其他在这无人区藏身的亡命之徒、等待进入或刚刚逃离新疆的流亡者。一种夸大的说法则坚持，目前强盗已经达到了100人。事实上，相比之下北线最安全，因为北线离开官府与强盗都比较远。在丝路经行者心目中，这两类人都不大靠得住。可是实际上北线最不安全，因为它太靠近外蒙古。谁也说不上外蒙古政局这一刻会发生什么变化。不出问题则罢，出问题就是一去无归。
11月8日，北线支队最后离开了松杜尔。从此，这热闹一时的林地，就成了空营。
1927年－1928年间，是黑戈壁最寒冷的冬天。11月13日的一场沙尘暴，几乎将整个驼队淹没。那场风暴一直停留在队员们的记忆中，使人们恐惧的不只是如同一堵墙壁一样从西边压过来的风头，还有一下子就如同置身于冰洞之中的突然来临的酷寒。
黑戈壁的下马威，似乎预示了此行的艰难。
他们的既定路线是，尽可能沿着中蒙之间的无人区域向西，进入新疆，再南下哈密。这是一条已经不常有人路经的古道，只是由于黑戈壁的艰险，由于河西走廊的传统古道为军阀阻断，才又有人铤而走险，踏上北线。一路，行旅们必须找到了为人们废弃已久的古井，疏浚为驼粪垃圾阻塞的水泉。
在路上，斯文•；赫定不停地提醒驼队，不许靠近北方的山脉。尽管传统上行旅愿意在山前洪积扇通行，那儿相对来说水与草都比较丰盛。
那时，外蒙古已经确立了红色政权，苏联更不用说了。斯文•；赫定显然不害怕强盗，当时还没有配备着新式自动步枪的强盗，而他的团队是有持枪准许的。他也不害怕旅途漫长坎坷，他正是为了这个来的。可他确实不愿意与“红党”纷争。以后，特别是1934年他被软禁在乌鲁木齐期间，这一点曾经清楚地凸现出来。在一次考察团议事时他甚至要求，一旦出现岔路，必选择左侧的一条。以便远离争议地区。
然而，这次困扰斯文•；赫定与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并不是外蒙古不懂“外教辞令”的骆驼巡逻队，不是假装不懂“外教辞令”的苏俄“顾问”，也不是专业或业余的强盗们。
12月9日，在考察团72号营地－布尔根布鲁克（公驼泉），斯文•；赫定被随团医生确诊患上了胆结石。
此后，病情加重，他不能再骑骆驼，骑马，甚至不能走路步行。团员们自愿四人一组，利用担架抬着他上路。但他最了解戈壁沙漠对经行者意味着什么。他知道，这样作的结果必然是：谁也不能按计划到达哈密，他必将把整个团队拖垮。同时，由于风暴酷寒使得行程一再迟滞，他们携带的粮食快要用完了，不能指望及时会得到补充；骆驼已经疲惫不堪，出现了宁愿卧在路边等死也不愿负重前行的情况。
斯文•；赫定决定，团队将继续前行，直接前往哈密那由天山雪水滋养的古老绿洲。而自己将滞留在一个叫做“谢别斯廷”的泉水旁边，等团队抵达哈密，扫清前进障碍之后，再雇强壮的骆驼返回，接他归队。
从1927年12月13日，到1928年1月8日，斯文•；赫定困守在谢别斯廷近一个月，在这地角天涯度过了圣诞与元旦。这段经历是西部探险史上的著名章节。作为一个探险家，斯文•；赫定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他的知名度不仅仅是得自发现丹丹乌里克、楼兰，探访通古孜巴斯特，在塔里木河作处女航，成为“末代楼兰王”昆其康伯克的座上客，与班禅额尔多尼结实于札什伦布寺，考察冈底斯山……，也是由于两次厄于困境：1896年四五月间，整个驼队折戟沉沙，他本人几乎渴死在和田河西岸；1927年－1928年间，困守绝地谢别斯廷。其间相隔了30多年，但斯文•；赫定仍然是斯文•；赫定。
关于斯文•；赫定与谢别斯廷，是本书另外一章的主要内容。在这次穿越黑戈壁期间，他与黑喇嘛无缘“相见”。
几年之后——1933年底，斯文•；赫定又回到额济纳河畔的旧日营地。他的目标仍然是哈密。可见额济纳与哈密，对于内陆亚洲有多么关键。黑戈壁充填了它们之间的空间，也拉大了它们之间的距离。
穿越黑戈壁，对探险家来说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冲动。
1934年1月16日，斯文•；赫定带领他的新的团队离开了额济纳河绿洲，向西进入黑戈壁。这时，黑戈壁不再为黑喇嘛的不散阴魂缠绕，零星土匪见到他们只能望风而逃。但是，他们的目的地——哈密，同样在不确定的状态中。
与1927年一样，斯文•；赫定一行必须及时前往哈密；与1927年一样，哈密并不期待这些不速之客。
这是一次只买了“单程车票”的无归之旅。那个使甘肃、新疆的荒漠绿洲为之震颤不已的年轻的将军马仲英，再次将哈密置于水深火热之中。似乎是命中注定，他们躲得过黑喇嘛丹毕，却躲不过尕司令马仲英。踏上西行长途的一个时期以来，他们只能通过无线电了解谁是目前新疆东部舞台上的“主角”。见不到报纸，没有别的资讯，也不知道究竟应该相信谁。
这次，斯文•；赫定不是依靠几百峰骆驼，而是驾驶福特公司捐赠的汽车，来做新的丝绸之路探险，他的身份也不再是一个外国探险家，而是中国民国政府铁道部的顾问，外籍专家。他们来中国西部作新的探险旅行，是为了勘测连接中国内地到西部边远地区的交通干线，是为了使现代化的交通道路与丝绸古道重合，在木轮车辙与驼马蹄迹上印下汽车的轮胎。几年后，抗日战争期间西部命脉交通状况的实际改善，就是对他们此行作出的质量评估。
再次穿越黑戈壁时，他们的第27号营地与第28号营地，中间夹着“丹毕喇嘛的要塞”，在著名的《1927年－1934年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中亚探险路线图》上，他们的车辙既是直接从要塞穿过。在同行者之中，仅就对中国西部的了解而言，还无人能与斯文•；赫定匹敌。他不奇怪为什么黑喇嘛会在黑戈壁这个“兔子都不拉屎”的地方潜藏，他与许多人一样，却对失去了黑喇嘛的黑戈壁感到怅然若失。
1934年1月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