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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终究没能打听到父亲到底为什么被捕。在拘留所，我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冷遇，好像有杀人嫌疑的不仅是我的父亲，同时还有我似的。那些武警把我挡在大门之外，根本不领我无限尊敬的情。最后在我的强烈要求下，拘留所的一位领导接见了我。后来了解到他其实只是名副职，而当时我是把他当作拘留所的最高领袖来对待的，我尊称他为首长，并且向他敬烟。他接过了我的烟，却不领受我的尊敬。他只是默不做声，嗤嗤抽着我给他的烟，好像我来此不为别的，只是专为将一支烟敬献给首长似的。最后，当首长抽完了我敬给他的那支烟后，他断然拒绝了我要求见上父亲一面的请求。首长这样做完全是因为执行制度，制度做出了这样的规定，谁都对它无可奈何。
直到法院送来了正式拘捕的文件副本，我们才知道父亲杀人是确凿无误的。不过父亲并没有将那人杀死，只是捅了一刀而已。父亲的那一刀捅在被害人的大腿上，除了失血偏多，再无别的不良后果。其实当时父亲并不真想捅人一刀，父亲只是拔刀威胁，父亲说，他已奉命前来讨了三次，这笔欠款却还未能追回，他回公司无法交差。父亲表示，这次要是仍然言而无信，他将向被害人捅上一刀。父亲说，他这样做实出无奈，希望对方予以充分理解。可是对方并不理解，并且料定父亲其实不敢捅他，因为他坚信这是法治的社会。不仅如此，他还不无挑衅地让父亲滚出去，同时他辱骂了我的祖母———虽然那人并不清楚我祖母究竟还在不在人世。父亲因此上前，真的向他捅了一刀。父亲捅得非常谨慎，他小心行事，用力适度，并且选择了相对安全的部位。然而由于刀子的极度锋利，刀刃居然全部进入了对方的大腿，它埋进那大腿温热的肌肉中，很快又滑脱，将一股腥味的血携带而出。前文已述，父亲对刀剑情有独钟，他有随身带刀的习惯。不过他持刀伤人，当属首次。后来我们进一步获悉，父亲每次索款，其实都拔刀相向。所幸的是大多数欠款单位的领导，都对父亲的刀子俯首听命，父亲因此而获得了成功。这次实在是个例外，这让父亲始料未及。
父亲因此终究未能亲手将祖母送进火化场，我因为父亲的缘故，也未能亲见炉火是怎样将祖母吞没的。等我从拘留所垂头丧气地赶往西郊的火化场时，亲属们已经懒懒散散地踏上归途了。夕阳衬托着远远的火化场大烟囱，它酷似一架登天的梯子，祖母的灵魂，是否已经攀援而上？
很多日子过去以后，表兄百林若有所悟地对我说，最早那次大家在太平间寻找祖母，祖母怎么会不翼而飞的呢？他一直为这样的问题所困扰。他不敢相信祖母的遗体曾经一度失踪，因为那一次他千真万确地看到祖母的，当时他掀起白布的一角，看到了祖母的面孔。由于祖母的嘴边有着一颗绿色的宝石，表兄便悄悄把它拾了去。表兄说，它的名字就叫祖母绿。表兄由于神色慌张，他忘了将白布的一角为祖母盖上。因而当太平间里所有的白布看去都被折起一角时，大家完全有理由确定祖母是失踪了。大家当时只会这样想。表兄因为忽然丢失了他的祖母绿，显得有些魂不守舍。表兄告诉我，这块宝石他已经给一位香港商人过目，他表示愿以十七万港币购买它。而它却不翼而飞了！表兄几乎要哭出声来，他一遍遍对我说它如何如何值钱，他是要把痛苦给我分担。最后我对表兄说，这块祖母绿，大抵是祖母悄悄又将它取走了吧。
原发《人民文学》1996年4月号
再婚记（一）
吴阿姨扳着指头算了算，男人去世已经6年零8个月了。丈夫刚刚去世的时候，她总担心记不住他的忌日，她在家里的每一本挂历上，都做了记号。她把那个日子用笔圈起来，好像怕它溜走似的。大约是一年之后，她就熟记了这个日子，新的挂历上，已经无需再用笔给那个日子画圈了。只是有时候深夜起来小便，一开灯，又看到了挂历上有个圆珠笔画的圈圈。等她小便后回到房间里，圈圈又没有了。
吴阿姨的床很小。丈夫还活着的时候，她就开始睡这张床了。那时丈夫已经病得很重，他一定要将四肢打开，放了满满一床，才觉得稍稍好受些。你若是要他变成1字，或者单人旁，哪怕变成人字，他都会哇哇大叫。他只有成为大字的时候，才平息下来，皱着眉头睡觉。这样一来，吴阿姨就没地方睡了。就是吴阿姨的一个枕头，放在床上，也常常被那个“大”字的一撇或者捺脚踢下来。吴阿姨只得另弄一张床来。她选择了一张最小的床。长里当然不能缩，睡觉伸不直脚，那真是比死还难受的。况且床也是不作兴长里头缩尺寸的，可压缩的，就是阔里。吴阿姨说，少翻翻身就是了，从前还有人在扁担上睡了一晚呢。吴阿姨说，房间里如果再挤进一张大床，人就转不过屁股来了，房间就不像房间，倒像是招待所了。吴阿姨在这张窄窄的床上睡，白天平均15分钟就要伸一个懒腰。她说，骨骨节节都锈牢了，不活动活动，人就动不起来了。当然后来她开始习惯了，她不仅一夜不翻身，就是白天也不伸懒腰了。吴阿姨说，现在就是用绳子把她裹粽子一样绑起来，她也能安安稳稳地睡。但是吴阿姨夜里还是睡不好，那是因为她男人经常要叫她。他不是要喝水，就是要小便，或者就是让她起来帮他敲几记背。水只喝一口，小便也就是对应的几滴。敲背敲了几下，也就不要敲了。他说，敲轻点，再轻点，你要把我敲死了！吴阿姨说，我已经敲得很轻了，再轻的话就跟不敲没有什么两样了。男人说，那就不要敲吧。吴阿姨有时候也很怨，既然只喝一口水，既然只几滴小便，既然敲与不敲也差不多，那就不能熬一熬么？我一天忙到晚，夜里从来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能不能让我也好好睡睡？男人听了，像妇女一样哭，抽抽搭搭，把枕巾也打湿了。吴阿姨于是说，你晚上还是喊我吧，谁让你是病人呢！这天夜里男人就喊吴阿姨，喊的次数明显多于以往。有一次，他叫吴阿姨起来，只是让她帮他搔搔痒。吴阿姨睡眼惺忪，想对他说，痒你就不能自己搔搔么？但怕他哭，就忍了，没有说。
男人去世以后，吴阿姨应该睡到大床上去。她可以把身体摊开，摊成大字，而不必再一整夜不翻身了。但吴阿姨最终还是睡小床，把大床搬到巷子口，30元钱贱卖给了人家。吴阿姨说，奇怪得很，她一睡上大床，就会立即闻到一股臭气。那就是从她男人身上散发出来的臭气，是汗臭、屎尿臭的混合，里面还夹杂着一股病人所特有的药腥气。一闻到这股味道，吴阿姨的心里就难过得不得了，就会半夜里忽然撑起身子，问：要不要喝水？要不要小便？或者是：要不要敲敲背？要不要搔痒？夜里睡不好，白天就昏沉沉，眼圈黑黑的。尤其让吴阿姨感到吃不消的，是她一旦在大床上把自己摊成大字，她就再也动不了啦。四肢像麻痹了似的，动都不能动，更不要说翻身了。所以取小床而舍大床，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这间房间虽然不大，但因为放的是一张特窄型的床，也就显得多少有些空荡。吴阿姨又是个爱清洁的人，连一双拖鞋也不愿意乱掼的，因此房间看上去更空。男人活着的时候，吴阿姨一直因为清洁问题而与他怄气。她最难容忍的，是两样东西。一是他在家里也居然随地吐痰。他吐痰的声音很响，射出来的痰都呈直线，在地面上似乎能溅开一朵痰花。痰又多，噗噗乱吐。吴阿姨提供了痰盂，他还是改不了要直接吐到地上。吴阿姨曾出此下策：要在家里铺上豪华的羊绒地毯，把一家一当，所有的积蓄，都用来买一屋子地毯，就当是用一张张人民币来铺地，看他还敢不敢往地上吐！女儿小妹说，他有什么不敢的，吐几口痰，又不是把地毯点把火来烧！只是脏，脏了又不要他洗，他有什么不敢的？那时候儿子小弟还正常，他也和姐姐一样，反对母亲买羊绒地毯。他说，因为赌口气，而将一家一当都扑上去，这样做未免太孩子气了。吴阿姨不论多么倔强，多么固执，只要小弟一劝她，她是没有不回心转意的。她偏爱这个儿子。小时候，家里每天早上都要煮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