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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不，”科尔接着说。“这就恰到好处了。很能打动人心。我欢喜它。”
他陪马布里走到门口，立即把门关紧。
“你觉得怎么样？”总统问道。
“我们还是取消此行吧。我的感觉告诉我不吉利。公众影响一定大，但是你对一个在同性恋色情戏院里发现的尸体说这么些好话，太冒险了。”
“是呀，我想你——”
“这是我们的危机，总统，支持率不断上升，我确实不敢走一步险着。”
“该派个人吗？”
“当然。副总统怎么样？”
“他在哪儿？”
“正从危地马拉飞回来。今天会到。”科尔突然自己觉得好笑。“这是副总统的好差使，您知道。同性恋的丧礼。”
总统莞尔一笑。“好极了。”
科尔收起笑容，开始在办公桌前踱来踱去。
“没什么问题。罗森堡的丧事星期六办，办丧事的地方离开这儿只有八个街区。”
“我情愿去地狱里过一天。”
“我知道。但是你的缺席会引人注意的。”
“我可以住进沃尔特·里德医院治疗背部痉挛。以前这么干很灵。”
“不好，总统。明年就要竞选。你该离开医院远一点。”
总统双手拍在桌上站起来。“真该死，弗莱彻！我不能出席他的丧礼是因为我没法忍住不笑。90％的美国人恨他。我不去，他们便都爱我。”
“这是礼节，总统，要讲风度。要是你不去，报纸要烈火烧你。你去用不着说一句话，只要跟进去跟出来就行了，脸上要显出悲痛，让照相机都拍到好照片，要不了一小时就完了。”
总统已经抓起了球棒，蹲伏在一个黄球上面。“那我就也得去参加詹森的葬礼。”
“行，但是别提悼词。”
他轻击一棒。“我只见过他两次，你知道。”
“我知道。我们就静悄悄地出席两个丧礼，一句话不说，完事就走。”
他又轻击一下。“我想你是对的。”
9
托马斯·卡拉汉一人独睡，起床很晚。昨晚他早早上床，头脑清醒，一人独眠。他已一连三天取消上课。今天星期五，明天就是罗森堡的丧礼，为了对他的偶像表示敬意，他不可讲授宪法。直至亡灵安息妥贴。
他煮了咖啡，穿一件睡袍坐在阳台上。温度在七十度以下，入秋以来第一次寒流来了。下面是熙熙攘攘、生机勃勃的多芬街。他对街对面阳台上的一个不知名的老妇点点头。波旁街离开这里一个街区，旅人游客都已带着地图和相机走上街头。天亮的时候在法国区是见不到人的，但是时近十点，狭小的街道上便已车来车往一片繁忙了，有送货车，也有载客的小汽车。
像这样很晚起床的日子很多，在早晨这个时光卡拉汉特别珍惜他的自由。他从法学院出来已经二十年，他的当年同窗大多数都束缚在压力沉重的法律工作里，每周苦熬七十小时。他也曾在私人事务所里度过两年。首都地区一家有二百名律师的大公司，在他甫出乔治城法学院的大门便雇用了他，让他写案情摘要，写了六个月。然后他又被安置了一个工作，专门答复关于子宫内避孕器的正式讯问，每天十二小时，有时还得做到十六小时。他还得到指点，如果能够在今后的十年里做完二十年的工作，就有希望到了筋疲力竭的二十五岁时成为公司的合伙人。“卡拉汉想要活到五十岁出头，所以便从私人执业的苦役中告退。他熬得一个硕士学位，当上教授。他睡到日高三竿，每天工作五小时，偶尔写篇文章，大多数时间都让自己过得快乐逍遥。没有家室之累，他的七万元年薪负担一幢两层楼的矮檐住房、一辆保捷时汽车以及美酒是绰绰有余了。如果死神提早光临的话，那是因为威士忌酒，而不是因为工作。”
他是作出牺牲的。他的许多法学院出身的朋友都是大公司的合伙人，信纸上印着花里胡哨的头衔，一年挣上五六十万。他们和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德士古石油公司，以及大保险公司的经理们平起平坐。他们跟参议员们拉拢结交。他们在东京和伦敦都有事务所。不过他并不羡慕他们。
他有一个同学好友名叫加文·维尔希克，也是从私人开业打退堂鼓而进入政府机关工作的。他先在司法部民权处工作，后来转入联邦调查局。现在他是局长特别顾问。卡拉汉星期一要到华盛顿去出席一次宪法教授会议。他和维尔希克约好了当天共进晚餐畅饮一番。
他得去个电话把他们的吃喝落实一下，并且从他的脑子里掏点儿什么。他不看本子就拨动电话。电话接通了又转，他花了五分钟才找到加文·维尔希克接电话。
“快说，”维尔希克说道。
“很高兴听见你说话，”卡拉汉说道。
“你好吗，托马斯？”
“现在是10点30分。我还没穿衣服。我坐在这儿的法国区喝咖啡，观看多芬街上的行人。你在干什么？”
“神仙生活，我这儿已经11点30分，自从星期二早上发现尸体以来我还没有离开过办公室。”
“我真受不了，加文。他会提名两个纳粹。”
“是吗？当然，我的地位不许我议论这样的事情。不过我猜想你是说对了。”
“猜想个屁。你早就见到提名名单了，是不是，加文？你们一伙人已经在核查出身背景，不是吗？说说看，加文，你可以告诉我。名单上有谁，我绝对不说出去。”
“我也不说出去，托马斯。不过我可以肯定告诉你——你的大名不在其内。”
“我可伤心啦。”
“姑娘怎么样？”
“哪一个？”
“说吧，托马斯。姑娘？”
“漂亮出众，温柔优雅——”
“说下去。”
“谁杀了他们，加文？我有权知道。我是纳税人，我有权知道是谁杀了他们。”
“这姑娘是什么名字？”
“达比。谁杀了他们，为什么？”
“你老爱挑剔名字，托马斯。我还记得你丢掉几个女人，是因为你不欢喜她们的名字。她们是漂亮火热的女人，就是名字不好听。达比，有点动人性感的味道，好名字。什么时候我可以见见她。”
“不知道。”
“她住进你家了吗？”
“不关你的屁事。加文，听我说。谁干的？”
“你没看报纸吗？我们还没有嫌疑犯，没有。”
“你们肯定知道作案的动机。”
“动机一大堆。恨他们的人多着呐，托马斯。局长已经下令要我们核查一遍所有待审的案件、最近的裁定、表决时投赞成票和反对票的名单等等。”
“真了不起，加文。全国的宪法学者现在都成了侦探，全力侦破谋杀案子。”
“你知道不？”
“不。我听见了消息便喝得大醉一场，不过现在已经清醒。姑娘倒好，钻进书堆研究起来了，跟你们干的一样。她把我丢下不管了。”
“达比，好名字。哪儿人？”
“丹佛。我们星期一见面吗？”
“也许。沃伊尔斯要我们日夜不停直到计算机说出半是谁干的。不过，我打算跟你见个面。”
“谢谢。我想要的是完整的报告，加丈。不是道听途说的东西。”
“托马斯，托马斯。你老是刺探消息。我呢，一如既往，无可奉告。”
“你喝醉了会说出来的，加文。你向来如此。”
“她多大年纪？19岁？”
“24岁。”
达比在拉斐特的联邦大厦的空荡荡的停车场上停好车子，走进一楼的助理人员的办公室。星期五的中午，法院里没有人审案子，廊厅也空无一人。她站在柜台前，从一个窗口朝里看，等候着，一位助理的助手，耽误了午饭时间，带有一点步姿，走到窗口。“我能帮助你吗？”她以一个低级公务员的口气说道。
达比把一张纸条塞进窗口。“我想看这份档案。”助手瞟了一眼案件的名字，便看着达比。“为什么？”她问道。
“我用不着解释。这是公开档案，不是吗？”
“半公开。”
达比拿起纸条，把它折起来。“你熟悉‘知情权法’吗？”
“你是律师？”
“用不着是律师就能看这份档案。”
助手拉开柜台里一个抽屉，拿出一串钥匙。她点一下头，用额头指一下路。“跟我来。”
门上的牌子是“陪审员室”，但房间里面没有桌子也没有椅子，只有靠墙排满了文件柜和箱盒。达比看了一下整个房间。
助手指指一面墙壁。“那就是，这边墙上。这里第一个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