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当然，游击队最需要的，还是可靠的战术情报。
在敌后游击战中，一条及时准确的情报，比任何资源都要宝贵。甚至可以说，游击队绝大部分胜利都与及时可靠的情报有关，而所有失败的袭击行动，都在情报上出了问题，有的时候还因为错误的情报葬送了游击队员。
对于游击队提出的要求，罗耀武给出了明确答复，即中央将尽力支持游击队。
到了下午，会议才进入主题，即游击队从六月下旬开始，必须增强出动力度，扩大敌后游击战的范围与规模。
也就在这个时候，一部分游击队指挥官提出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即敌后游击队在国家武装力量中的地位。
游击队到底是一支什么性质的军队？
对这个问题，美日联军给出了极为明确的答复：游击队不受《日内瓦公约》保护。
也就是说，美日联军并没有把敌后游击队当成中国的正规军事力量，而是将其当成了非政府组织的武装力量。
如此一来，游击队的基本权利就没有任何保证可言了。
反映在现实中，那就是游击队员在战斗中被俘之后，要么被敌人就地处决，要么被关进美日联军设在冲绳群岛上的集中营。
当然，这不是战俘集中营，而是战犯集中营。
事实上，绝大部分被俘游击队员都被就地处决了。主要是，在战线后方活动的主要是日军，而在之前的战斗中，中**队一直对日军不客气，比如第十六集团军在彰武会战中将数万具日军尸体钉在了木桩上，而且中**队一直在暗中处决日军战俘。受此影响，日军对游击队也很不客气，基本上不收俘虏。
相对而言，美军对待游击队员的方式还比较温和。
这种你死我活的局面，使得游击战变成了有去无回的决死战。
不可否认，几乎所有游击队员都做好了必死的准备。事实上，当时几乎所有游击队员都有亲人死在敌人的屠刀之下，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问题是，扩大敌后游击战的规模与范围，肯定会牺牲更多的游击队员。
如果不能给游击队一个正当的名分，游击队员凭什么做出牺牲？
对罗耀武来说，这却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虽然从个人原则上出发，罗耀武一直将游击队当成正规军事力量，而且在最初的几个月里，罗耀武还派遣了不少正规军的军官去指挥游击队，甚至出动特种部队，配合游击队进行敌后游击战。可以说，现在绝大部分游击队的指挥官都在这一时期，特别是在与特种部队的配合中成长起来的。但是罗耀武只是战区司令，即便获得了部分政治权力，却不能代表整个国家。
事实上，这个问题并非只是游击队性质这么简单。
想得深入一些就能发现，“游击队性质”只是一个表象，背后的主要问题，还是游击队的利益，特别是游击队在国家军事政治体制中的地位，以及游击队员在浴血奋战之后，到底能够得到哪些好处。
也许在很多人看来，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考虑个人问题，未免太低级了一些。
可现实就是如此，游击队员在保家卫国的战争中献出了一切，甚至是自己的生命，总不能什么追求也没有吧？
个人追求也是追求，而且在某些时候，个人追求与民族大义并不矛盾。
比如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有几名游击队的指挥官提出，在经历了这场浴火重生般的战争之后，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或者一种什么样的基本制度，才能从根本上保证每一个中国人的利益，避免再次发生类似的事情。
事实上，这就是游击队抗争的根本所在。
游击队员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也希望在击败敌人之后，建立一个更加开明的政权。
毫无疑问，罗耀武不能回答这些问题，也无法回答这些问题。
受此影响，这次原本计划只进行一天的会议，在当天结束之后并没散会。
下午的会议结束后，罗耀武就与推选出来的几个游击队代表返回北京，其他游击队的指挥官则带着新式电台回到了游击区。当时，罗耀武希望所有指挥官都留下来，但是最后他没有挽留那些打算离开的指挥官。
个中缘由，罗耀武心里也很清楚。
游击队指挥官在这一天提出的要求，实际上是在向中央政府发难。出于自身安全，游击队指挥官肯定不愿意留下来。
最大的问题，在这个时候才真正暴露出来。
＇＇
第四章 好话在前
第四章好话在前
回到北京后，罗耀武就叫上叶振邦，带着几个游击队的代表去找到了刘诚志。
问题是，对游击队提出的要求，刘诚志也无法做出正面答复。几人没有多耽搁，当天晚上就去了西山战略指挥中心，找到在这里指挥全国抗战的狄劭康。
与半年前相比，西山战略指挥中心显得冷清了许多。
虽然在狄劭康执意留守北京之后，西山战略指挥中心保留了下来，还留下了几百名工作人员，但是随着以管元山为首的中央指挥机构在五月初到达成都，并且在成都西郊设立了新的战略指挥中心，西山的地位就大大降低了。
按理说，狄劭康应该在六月初前往成都。
不管怎么说，狄劭康才是最高领袖，也是中**队的战时统帅。只不过，在美日联军步步紧逼，北京保卫战势不可免的时候，狄劭康没有离开北京，而是决定留下来，与百万将士共同守卫中国的首都。
不管怎么说，狄劭康的这一决定，对鼓舞士气有很大的帮助。
“你们等在外面，我先进去，等下叫你们进来。”
刘诚志丢下这句话之后，就跟着狄劭康的秘书进了元首书房。罗耀武也很自觉，在勤务员赶来后，就带着叶振邦与几个游击队长去了旁边的茶厅。
这一等，就是足足一个多小时。
叶振邦好几次想打破沉默，可最终都忍住了。他参加了会见游击队指挥官的会议，非常清楚那一百多个游击队长想要得到什么。罗耀武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表态，而是把难题踢给了刘诚志，不是他不支持游击队的政治诉求，而是他无权做出这样的决定。当然，那几个游击队长也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在兴隆的会议上没有为难罗耀武，并且主动留了下来，充当中央与各游击队的联络员。
最终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叶振邦心里也没数。
虽然在叶振邦看来，游击队提出的要求并不过分。不管怎么说，游击队员在敌控区浴血奋战，总得有个追求。再说了，中央已经失去了对敌占区的控制能力，游击队在敌占区的活动只会给敌人造成麻烦，不会影响到其他地区。更重要的是，如果不支持游击队，等于承认了敌人在占领区的合法性。
由此可见，游击队的政治诉求表面上是在为游击队正名，实际上是要中央承认游击队在敌占区内的主导地位，即游击队有权在敌占区设置行政单位。
关键就是，游击队的政治大权在战后能不能得到保证。
这就牵扯到了游击队的身份问题。
只要游击队的身份得到中央政府承认，以现在推行的军政和一的战时体制，那么游击队在敌占区的政治大权在战后就能得到保证。反之，等到战争结束之后，游击队就会被中央政府取缔，游击队的利益将没有任何保障可言。
毫无疑问，问题没有这么简单。
因为游击队是临时成立的，根本没有政治觉悟可言，所以中央在这个时候承认了游击队的正统地位，等于承认了地方自治权。虽然在战争时期，特别是在击败敌人之前，游击队在敌占区的自治权能够给抗战带来好处，但是在战争结束之后，哪怕是在驱逐了敌人之后，就会对中央构成威胁。
甚至可以说，到时候，游击队必然会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构成威胁。
对处于统治地位的当权者来说，这显然是一个无法接受的结果。
问题是，现在还有选择可言吗？
如果守不住北京，就算能够取得抗战的胜利，那也是几年、甚至十几年之后的事情。更重要的是，台湾当局虎视眈眈，就算大陆政权在迁到成都之后，能够凭借西南地区的险要地形与巨大的战略纵深挡住敌人，正统地位也会受到威胁。到时候，对当权者构成最大威胁的不是游击队，而是另外一个得到了国际社会承认的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