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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建国问道：“叔，您还记得八百壮士吗？”
“你小子这不废话吗？你叔还没有老糊涂呢，这我能忘？”王亮翻了个白眼，这小兔崽子竟然还考起自己来了。
1937年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制造了八一三事变。
战役进行到最后阶段，10月26日晚，守卫大场防线的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陆军第88师第524团四百余人（报界宣传称八百壮士）在副团长谢晋元指挥下，奉命据守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
在日军的重重包围下，守卫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孤军奋战四个昼夜。
战至10月30日，接到撤退命令后，他们冲出重围，退入公共租界，困守孤军营。
1941年，谢晋元被汪伪特务暗杀。
1941年12月，日军突入公共租界，将困守在此手无寸铁的八百壮士余部俘获押走。
樊建国指着一个残缺不全的手印，说道：“叔，这个手印就是‘八百壮士’中的最后一位留下来的。”
王亮了解被俘的四百余人有一部分被日军抽调到南京孝陵卫做工，一部分被派往安徽裕溪口装卸煤炭，还有被遣送到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日军集中营做苦役的。
最后有几十人逃了出来，回到了重庆，要求重新入伍恢复建制却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无情拒绝。
只得隐姓埋名，解甲归田。
在抗战胜利后，各地幸存的孤军纷纷来沪。
在谢晋元团长遗孀凌维诚的关心下，孤军们在当时的大达码头从事搬运工作，以劳力维持生活，当年的‘八百壮士’自食其力，自力更生。
樊建国道：“最后一位壮士的名字叫杨养正，他的真名叫杨根奎。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这位老兵一直都不敢用自己的真名，直到。。。。。。”
2010年12月4日，那天川省很冷，博物馆外飘着小雨。
在正面战场馆二楼的淞沪会战展厅里，讲解员正在为游客讲解着：“1937年10月27日，国民党第88师54团团长谢晋元，奉命坚守闸北光复路四行仓库……八百官兵被誉为八百壮士……”
就在解说员说到‘八百官兵被誉为八百壮士’的时候，突然，旁边的一位老人打断她的话：“不是八百壮士，只有三百九十七人！”
老人颤颤巍巍，声音却特别地洪亮。
众人望向这位老人，只听老人淡淡地说道：“我当时就是守四行的。”
接着老人有绘声绘色地讲述着当时与日军肉搏的细节：“我抓起一把手枪，腰杆上别四颗手榴弹，带了四十多个人冲了出去。有个鬼子兵端着刺刀长枪朝我刺来，我头一偏，刺刀在左额头上挑开一道血口子，我甩枪把他给撂翻……”
老人操着一口浓重的四川口音，让七十三年前那场战斗重新呈现在人们的眼前。
老人自称杨根奎，九十岁，是四行仓库保卫战的老兵。
闻讯赶来的樊建国为了证实老人的身份，故意将谢晋元遇刺的地点说成在操场上，老人马上纠正：“不是在操场上！不是在操场上！当时还没有出早操！”
杨根奎继续道：“1941年4月24日晨5时，团长按例率官兵早操，当时有上等兵郝鼎诚、龙耀亮、张文清、张国顺等四人迟到，谢团长即询问他们迟到的原因。”
“谁成想他们早就已经被汪伪收买当了汉奸，突然取出预先带进营内的匕首及铁镐等凶器，蜂拥而上，猛刺团长胸部及左太阳穴。”
杨根奎老人愤懑地说道“谢团长多处重伤，流血不止，一个小时后就离世了，年仅三十七岁！当时我们全营的官兵们都痛哭不止。团副上官志标见状上前捉拿凶手时，也被刺成重伤。四个民族败类被当场擒获，移交给了租界当局羁押。后来那四个叛徒都被判处了死刑！！！”
樊建国回忆并为大家讲述当时的情形。
在中国壮士1931…1945群雕广场，杨根奎找到团长谢晋元的雕像，摘下手套，脱帽，立正，敬礼并道：“团长，部下杨根奎，第一营第二连第一排中尉排长。抗战结束，退入英租界。我给您敬礼了。”
在常凯申的雕像前，杨根奎深深鞠躬之后，肃然立正：“蒋委员长，部下杨根奎给您敬礼了……”
杨根奎又给***、***、朱德的雕像依次敬礼。
随后，在中国老兵手印广场，杨根奎老人留下了右手的手印。
杨根奎老人紧紧地握着樊建国的手说道：“我看到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峥嵘岁月》，简直不敢相信真有纪念正面战场抗战的博物馆，于是让侄儿带我来这里。”
说着，杨根奎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木盒，推开盖子，里面是三枚铜质证章。
分别是【抗战胜利章（编号6716）】、【中训团军真蓉荣誉章军官证no。191】和【24中队3909】证章。
0408 我们不怕死亡，我们怕被遗忘
0408 我们不怕死亡，我们怕被遗忘
杨根奎对樊建国说道：“我要在淞沪会战的展厅里，把这三枚证章捐赠给你的博物馆。”
2010年12月4日，博物馆外下着蒙蒙细雨，在馆内，杨根奎老人向樊建国讲述了自己的一些经历。
在逃回川省金堂白果场的老家后，杨根奎不久就订婚了。
但在那个战乱的年代，打铁营生已经难以维持度日。
于是杨根奎就找到了成都，被成都军官大队24中队录取。
之后，杨根奎又在奉节遇到了原88师的师长、时任16兵团司令的孙元良。
杨根奎被任命为127师中校侦察队长，后又被任命为124军223师少将副师长，赴川省新繁上任。
杨根奎得到124军223师少将副师长任命的时候已经是1949年12月了。
在杨根奎到新繁准备走马上任的时候，124军军长吴峻人借故未予认可。
无奈之下，吃了闭门羹的杨根奎灰头土脸地回到了白果场的老家，没过多久便听说124军起义了。
回到老家后的杨根奎改用旧名字，继续以打铁为生。
日子过得紧巴，但好歹也可以勉强维持生活。
同村的人只知道他在国民党的军队当过兵，但至于他的军官和‘八百壮士
’的身份，就没人知道了。
尽管如此，在后来的四清运动中，杨根奎还是被划为五类分子。
在遭受到冲击的时候，杨根奎将自己珍藏的‘谢晋元纪念章’带到派出所想证明自己虽然是国*军的编制，但却是抗战军人，从来都没有打过内战。
但殊不知，杨根奎的这一举动给自己招来了更大的灾难。
那枚‘谢晋元纪念章’被当场没收，杨根奎本人也被当即关押。
在七十年代的那场大风波到来的时候，杨根奎也没能幸免于难。
他和当地的旧保长、地主们一起成为时常当众表演跪瓦砾、跪高板凳的老运动员。
杨根奎回忆起大风波时的那段和在日军战俘营一样的噩梦日子时对樊建国说道：“当时最痛苦的就是他们问你坐快车还是坐慢车。坐快车就是让你躺在地上，拉着你的腿往前跑，背就在坑洼的地上磨，磨出血；坐慢车，就是慢慢拉着走。残忍得很啊！”
打那之后杨根奎就明白了，仅仅暴露了自己是国民党士兵的身份就要接受这样非人的折磨和惩罚，那一旦暴露了自己的军官身份，不用说223师少将副师长，哪怕自己是连排长的身份暴露，那也将陷入万劫不复之地，死无葬身之地。
就是这样，杨根奎咬紧牙关，隐藏着昔日英勇故事和英雄身份的壮士，默默忍受着一次又一次非人的折磨。
樊建国仔细回忆着杨根奎的讲述，道：“最让老人家心惊胆战的是这样一件事情。。。。。。”
大风波的时候，杨根奎所在大队的书记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了杨根奎的一张老照片。
照片中的杨根奎身着国民革命军中尉排长军服，腰里别着两支手枪。
面对这张照片，身处绝境的杨根奎一口咬定照片上的年轻人不是自己。
幸运的是，杨根奎当时已经隐姓埋名多年，大队的人在国*军的档案中始终没能查到记录，加上多年磨难让杨根奎老得不成样子，最终让他侥幸地躲过了更为残酷的迫害。
王亮认认真真地听着，这是他从未了解过的一位抗战老兵。
王亮能够体会到杨根奎在那个年代里所遭受的痛苦，因为王亮也一样经历过，遭受过打击。
王亮能够理解，在那段苦难而漫长的岁月中，每当杨根奎听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