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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协定中美国没有放弃其在中国东北的权利，同时也不允许苏联独占东北。白宫的政策是坚持要求克里姆林宫在东北实行“门户开放”，以确保美国资本在战后进入东北畅通无阻，并且积极支持国民党正炙权尽快控制东北地区。这个协定还划定了美苏两国在远东和中国的势力范围，既对双方都有利，又都有约束，因此美苏两国谁也不吃亏，谁也都乐意接受。
而真正吃亏的是被当作交易筹码的中国和中国人民。
中国没有代表参加雅尔塔会议。其中雅尔塔密约对外界是严格保密的。连蒋介石也没有看到全文。
1945年3月15日，蒋介石收到了驻美大使魏道明的电报后才了解到密约的内容。
为此，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到：“阅此，但有痛愤与自省而已。雅尔塔果已卖华乎？惟知此可以断定此次黑海会议俄国对日作战已有成议。果尔，则此次抗倭战争之理想，恐成梦幻矣！”
蒋介石最清楚自己，如果苏联不出兵，靠他的力量是难以战胜日本的。何去何从？只能承认这一协定。一直到同年6月中旬，美国才将雅尔塔协定的全部内容正式通知蒋介石，并督促蒋介石尽快派人去莫斯科谈判落实雅尔塔协定的具体内容。于是又带来了1945年7月正式开始的中苏谈判。苏联方面参加谈判的主要是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斯大林决定亲自出面是为了表明他对谈判的重视，他企图以强硬的态度，出现在中国代表的面前，给予中国以强大的压力，如此才可能迫使中国政府就范，以接受雅尔塔协定的条件。莫洛托夫是世界级的谈判老手，西方外交官们称他为“硬石头”，也有人称他为“铁嘴”，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其在谈判桌上的厉害。
中国方面参加谈判的是以宋子文为首的代表团。宋子文是蒋介石的大舅子，当时中国的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是国民政府的实权派人物。并掌握着财政、金融大权，其成员主要有蒋经国、胡世泽、傅秉常。蒋经国曾长期居住苏联，了解苏联的社会和文化，作为蒋介石的长子，其特殊的身份，与代表团的使命是相称的。至于胡世泽和傅秉常，前者是外交次长，后者是驻苏大使，职责所在理当加入谈判。
然而，这次谈判是异常艰难的。实质性会谈一开始，斯大林便提出，中国必须承认外**立。对于这一要求，国民党方面竟然毫无准备，他们原以为雅尔塔协定中所述的“维持外蒙古的现状”，就是保持原有状态，故没有作为这次谈判中的问题来加以准备。
在谈判中，斯大林强调外蒙的地理位置对于苏联的重要性，他对宋子文、蒋经国说：如吾人在外蒙无自卫之法律权，苏联将失去整个远东。斯大林还找出一条理由是如果再发生战争，敌从外蒙攻苏，西伯利亚将被切断，“如是则西伯利亚全部将丢失。”
宋子文没有答应斯大林的要求，但认为中国对目前外蒙的现状可不闻不问，如果在法律上承认外**立，中国政府将发生动摇。对此，斯大林根本不予让步，他向宋子文施以强大压力，说如果不答应外**立，“外蒙将统一所有内蒙至北蒙之蒙古人民。
中苏谈判至此陷于僵局。
为了打破僵局，蒋经国以其特殊身份去见斯大林，请求斯大林谅解中国政府苦衷。“蒋经国对斯大林说：你应当谅解，我们中国七年抗战，就是为了把失上取回来，今天日本还没有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一切土地都在敌人手中，反而把这样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样情形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支持抗战，所以我们不同意外蒙古归属给苏联。
斯大林对此态度十分冷淡，并回答说：
“你这段话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过你要晓得，今天并不是我求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蒋经国碰壁后，宋子文只好打电报请示蒋介石，并建议万不得已时只好终止交涉。
第二轮谈判自8月7日开始，至8月14日为止，蒋介石将王世杰加进谈判代表团。据说，宋子文自第一轮谈判后回国，感到中国政府同意外**立，将在历史上成为千古罪人而被后人所唾骂，故不想以外交部长身份在中苏条约上签字。因此要求辞去外长之职，蒋介石只得另安排王世杰就任新的外交部长，并参加双方第二轮谈判和代表中国国民政府签约。
在第二轮谈判中，由于苏军已出兵东北，如再谈不拢，国民党害怕无条约约束，苏军在东北就可能胡作非为，对蒋政权“接收”影响更大，最终不得不迁就苏方达威协议。经过一个余月的中苏谈判，两国终于达成最后谅解，于8月14日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各附件。
条约签订后，蒋介石是悲是喜，不得而知。但他在9月2日的日记中写下了“1日耻虽雪，新耻重重”的话，多少能代表一些他此时的心境。
正因为如此，当抗战一旦胜利，东北地区立即成为苏。美、**和国民党“三国四方”
的“竞技场”，在这“三国四方”的实力较量中，谁有实力，谁就能在东北获得利益，这岂是一纸条约所能包办得了的。
中国经历了八年抗战的苦难，无论是沦陷区或者是大后方到处是一片荒凉破败的景象，这次战争对于社会生产力的破坏程度是中国现代历史上最为严重的。美国驻重庆的情报官员们向其政府的报告中是这样记述的：中国的情况，无论在哪个方面都很糟。与外部世界的贸易全部停顿。通货急剧膨胀；学生、职员和士兵部感到生计难以维持。中国的铁路叨％陷于瘫痪。全部车辆都被砸烂焚毁，隧道和桥梁被破坏，中国曾极为依赖的内河航船几乎全部毁坏，或因桔据而无法经营，在大多数地区，公路破烂不堪，各种货运车辆都为数极少。
以上是外国人的记述，从中反映出了抗战后中国的交通业瘫痪的实际情况。蜀道难，难于上青天。重庆这地方日本人进不来，但中国人又出不去。日本投降正值8月，连续暴雨使江水猛涨，当时大后方为数不多的几条1日轮船，想运送成千上万的乘客，犹如杯水车薪。
许多人只得乘汽车沿着艰险的盘山蜀道，转至贵州、广西，最后从越南走海路辗转广州、上海。
抗战胜利了，整个中国就像是一棵结满鲜桃的大树，够蒋介石吃一阵子的。其中南京、上海、北平、广州、青岛等大城市则是这棵大树上的大桃子。为了抢夺胜利果实，蒋介石在调用了大后方全部的运输工具之外，主要是依赖美国的空军。然而，有限的交通工具不仅要运送军人和老百姓，还需要将100余万名侵华日军和几百万日本侨民遣返回国，这对于已经十分脆弱的中国交通运输业的压力之沉重是可想而知的。
由于蒋介石有美国政府的支持，在其接收华中和华东的大中城市的港口时，比较顺利，京沪一带和长江以南大多数地区，几乎没有费吹灰之力就摘到了“桃子。”
但是到山东和华北地区摘“桃子”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当时，通向北方的道路，无论是铁路还是公路，都被人民及其武装扒得破破烂烂的。从10月下旬开始，有十多天津浦和陇海两大铁路干线无法通车。蒋介石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急令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凌鸿勋视察津浦路，只见“大多数路轨枕木，均被移走。路基亦有被掘断者。桥梁之破坏，工程尤为巨大。钢骨水泥建造之坚固桥墩，均被炸毁，电线杆则多平地锯去。依照片所示种种迹象，均可证明为有计划且备新式破坏工具之破坏行为。”
10月18日被蒋介石任命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的杜聿明在国民党的高级军官算是比较能干的一个，也是很受蒋介石的赏识的一个。
这位出身于陕西米脂县的国民党将军，1924年6月投笔从戎，考取了黄埔军校第一期，从此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当时他刚满20岁。由于他聪明好学，肯干，能吃苦，对蒋介石又特别忠心，蒋介石越来越信任他，他的官运自然也就十分亨通，不到40岁，便当上了集团军总司令。
在艰苦的长城决战时，在反击日军的昆仑关大捷中，在远征缅甸的崇山峻岭里，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