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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大京兆看来，范某哪件事办的不妥，可曾与兄台讲过？”
“不不，不妥是没有的。退思做的每件事都是大好事，足为天下方面典范。就是有些事，步子太大了，其他人追不上。等到退思升转，后任不易接手。再者，就是有些制度，固然发自好心，但也要考虑实际。当日海笔架巡抚应天，曾下令借贷还贷皆要法办，一时间百姓大哗，田主不敢放债，百姓不敢还债。这样固然是把高利贷的路堵死了，可是也把百姓借贷之路给封住了。这样看上去是对百姓好，实则不然，大户人家不放贷，最多是少赚几文，穷人借不到钱，那可是要死人的。他们要想活下去，就只能铤而走险，那样于世道于百姓就更坏。”
徐维志道：“退思不是说了么，可以来衙门借贷啊！”
“那不还是与民争利？再说衙门的债不是好借的，债不能凭空借，否则无从追偿。只能以田土抵押，这样看上去，岂不是官府盯上了百姓赖以谋生的田产？再说，那些无田之人，又该怎么办？毕竟这些人，才最需要借贷救命。说一句不好听的话，有些人借贷之初，就是准备以妻女抵偿，或是赖帐不还，退思的官贷之法，很容易让人误解为官府纵容赖帐刁徒。再说这抵押田土之事，自身也不妥当，退思博览群书，自知当日王荆公之失，不可重蹈前朝青苗法之覆辙。”
王士骐一来范进就猜到，他很可能是为自己撑腰，也可能是给自己提醒，代表其父王世贞，来向自己提意见，踩刹车的。
从派系上看王世贞与张居正不是一路人，不久之前王世贞还弹劾张居正的妻弟殴辱江陵知县一事，请求严惩。固然殴辱知县仗势欺人这行为很可耻，但问题是那是湖广的事，跟应天府没什么关系。这种跨越省份的弹劾，针对的究竟是张居正妻弟还是张居正本人，就只有当事人自己心里清楚。王世贞洁不算守旧派，更不算新派，如果硬说的话他是个逍遥派。
虽然做的是应天府尹，但是王世贞对于应天的公事是没什么兴趣的，他最大的爱好是两个，一是从事戏剧剧本创作，二是修仙。作为一名资深文艺工作者，王世贞与戚继光的战友兼大明著名戏曲家汪道昆交情莫逆，眼下又与另一位好友胡应麟整日钻研戏剧创作，期待再写出一个足以比肩“四记”的好本子。除此之外，他另一个爱好，就是修仙。
在眼下的大明朝，修真这种行为连皇帝都认为确有其事，就不要说百姓和官员了。所以官员或是文士沉迷修仙不可自拔，也不是什么稀罕事。有不少大儒名士，本身就是修真专家，提起修行之术或是内丹学说都能言之成理，这也是时下大明的社会风潮。不过教授王世贞气功导引术的，并不是道士神棍，而是个比他小几十岁的女道士：王焘贞。
王焘贞这个女子，是当下大明朝东南地方名人，她的父亲，就是看范进很顺眼，差点把他硬推进翰林院的当代大明学阀王锡爵。有这么个父亲在，她做事就少了很多掣肘，社交圈子也更高端。据说她读过不少书，算是个才女，可是其对于修行的兴趣远远多过对儒家学问的兴趣，经常辟谷修真，于修行理论上提出释儒道三焦一体的思想，并声称精通气功导引，可以渡人成仙。
虽然没有什么实际的证据支持她有这种能力，但是其父王锡爵以及叔父，都拜了王焘贞为师学习道术。父亲拜女儿为师，这在当下绝对可以算上颠倒伦常，可是一涉及到修行中事，就不能以寻常伦理度之。世宗年间道士可以挂礼部尚书衔，以女为师只要没人闹也就没什么大不了。王世贞同样，也是王焘贞的门下弟子，专门学习道法。
由于两下离得近，王焘贞经常被请到江宁来传授王世贞道术，王世贞本人显然也是修仙爱好者，于公事基本不管，全都交给手下去负责。这么一个人可想而知，对于考成法是有多憎恨，和张居正不对眼，也就是情理中事。
作为大明资深官僚，王世贞信奉的原则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能不做就不做，一切问题都能从古代的记载中找到解决方案，如果找不到……那就干脆放着不解决。范进这种全新的工作方式于他而言，实际是看不顺眼，甚至深为厌烦。
再者说来，范进的废高利贷方案，已经影响到一部分人发财。这些人里不乏身居高位大有力量的官员，又或是在江宁极有影响力的士绅。他们给王世贞施加的压力，也迫使王世贞不得不做点什么，以证明自己的立场。
从行政权力上，作为府尹的王世贞当然可以叫停范进的做法，乃至一封公文，就把范进之前的布告全部推翻，这都不是难事。但是他如果这么做，就等于和张居正的矛盾彻底爆发，这又太过危险。毕竟修仙是一件很消耗金钱的事，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么个好缺分王世贞可舍不得放弃。
至于说他不怕严嵩云云，范进压根就不信。在严嵩时代王世贞做的只是收敛父亲尸体，然后用一生的时间写了四出经典戏剧来骂严嵩，除此之外也没干出什么惊人业绩。当然有个说法是，金x梅的原作者就是王世贞，兰陵笑笑生就是他笔名。如果这个传言为实，范进倒是对这位司机界的前辈怀有敬意。除去这一点外，从官场角度看，范进实在是对王世贞没有多少好感。作为上级，既不能给自己提供帮助，又不肯为自己做主，就连借个款都要扣好处费，对他哪还有什么好印象。
派自己的儿子来，给范进下下毛毛雨，表示一下来自领导的关怀和提醒，不管范进再怎么小心眼，也不能把这种关怀视为敌对，也就不能报复。这就是王世贞这种老滑头的手段了。能刹车固然好，刹不住，也算是尽到了心意，刀切豆腐两面光。
王士骐限于年龄，没有父亲谋算这么深，但是作为文官子弟兼当代名士，其城府和口才都不是徐维志可比。这种劝阻并没有丝毫鄙视或是怀疑的意思，绝不是认为你范进干不好这些工作或是工作方法有误，只是善意的提醒你，不要好心办坏事，一切都是为了你好。这种润物细无声的劝阻方法，确实是世家子弟才有的修为。
范进笑了笑，“伯，大京兆的顾虑很有道理，范某也知前朝青苗法之误。但是，范某看来青苗法之误在于人，不在于法。百姓向官府借贷，待秋粮成熟之时，再行归还，这是两便之事。乡下的士绅放债，也是要秋粮成熟之时才偿还，利息远高过官府，他们放不出问题，官府放就有问题，这话没道理。”
徐维志道：“退思这话说的我认同。这最坏的就是下面办事的。你的想法很好，就怕遇到坏人，到时候在放贷上卡一卡，明明缺钱用的，他就不把钱放出去，又或是好地当做坏地来抵，那便成了害人。。”
“是啊，所以治国先治官，治官先治吏么。这个道理谁都懂，要点就在于怎么治。我这里已经想了个章程，把借贷与里甲柜银结合一处，再合以一条鞭。把过去民收民解的银，归入官收官解，先把粮长这一层盘剥免掉。放贷还贷，都在衙门里，设专人进行，这一职位多给银两以养其廉，设监查以警其贪，再设制度以绳墨其行为，三管齐下，看他能翻出什么浪去！”
江宁实行一条鞭法时，张居正都还没当上首辅，但是实际效果也没什么大用。所以张居正变法的要点，不是一个单纯的一条鞭，而是一条鞭下的具体执行上，比过去有了大的改变。在张居正以前，由于吏不下乡原则，不管什么法，粮赋都是民收民解，收税权在粮长手里，也就是变项包税制。朝廷只找粮长要钱粮，粮长怎么收，收多少就是自己的事。
张居正变法后，改民收为官收，就是取消了粮长这一层，大家自己到衙门来交钱。而里甲柜银，则是自嘉靖朝就推行的制度。因为江南的作物复杂，除去正常的白粮外，原本有各种杂粮以及地方特产税收。在实物税年代，农民的地里要种米、豆、杂粮，还要有各种经济作物，全部按照品目上解。
实际上这种耕种方法严重限制农民的作物自主选择权，也影响农民收入。所以在嘉靖年间，江宁实行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