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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拉特默默地咬着牙，都快把他的下巴咬碎了；他站起来，点点头，把那本《启示录》递给那个人；他准备好了，等那人把手挪到书上，他就往办公室的门那儿跑。
“你跑不了，你知道；门锁上了。”店主站在那儿摇晃着，没有要走近他的意思；那些阴影显得更清晰了，浮尘静静地悬在空中。“你不害怕——你显得太聪明了。你不会还是不相信吧？好吧——”他把手放在桌子后面的那扇门的门把手上：“你想看看我吃剩下的东西吗？”
斯特拉特的脑子里出现了一幅门后的景象，他害怕看到可能出现在门那边的东西。“不！不想！”他尖叫着。紧随他不自觉的恐慌而来的是一阵狂怒；他真希望手里有一根藤条，好教训教训这个嘲弄他的人。他心里想着，从那个人的脸看来，鼓鼓囊囊塞在斜呢纹制服里的肯定都是肥肉；要是他们动起手来，斯特拉特能赢。“咱们明说吧，”他大喊着，“咱们玩的时间已经够长的了！要么你让我离开，要么我——”他给自己找到了一件武器。猛然间，他想起书还在他的手里。他抓起桌上的火柴，那人站在桌子后面，邪恶地冷眼瞧着他。斯特拉特划着了一根火柴，用食指和拇指捏住火柴棍，在书旁边晃动着。“我就不这本书烧了！”他威胁道。
那人紧张起来，斯特拉特惊慌之中做出了下一个动作。他用火柴把书点着了，纸页卷起了边，一下子就被火吞没了，斯特拉特只觉得火亮了一下，还没等他把纸灰抖到地上，墙上的阴影就渐渐地扩散开了。一时间，他们彼此面对着对方，都没有动。火熄灭之后，斯特拉特的眼睛立刻被黑暗占据了。在黑暗中，他看到斜纹呢被挣破了，那个人的身形在膨胀。
斯特拉特向办公室的门跑去，门锁上了。他抡起拳头，很超然地看着结了霜的玻璃碎裂开来。玻璃茬上挂着血滴，透过玻璃，他看到，在琥珀色的光线中，在无穷远的地方，飘落着雪花；太远了，不可能会听到他的求救。来自身后的威胁使他充满了恐惧。从办公室的后面传出了一个声音；斯特拉特转过身去，同时还闭上了眼睛，不敢去面对这种声音的来源——当他睁开眼睛的时候，他明白了昨天映在结霜的玻璃上的那个黑影为什么会没有头，他尖叫起来。当看到那个身上还挂着小布片的、高高耸立的赤裸身形把桌子推到一边的时候，斯特拉特最后产生的是一个令他不敢相信的判断，之所以发生这件事，是因为他看了《启示录》；某个地方的某个人想让这事在他身上发生。这太不公平了，他没做过任何能使他得到这种报应的事——但是，还没等他发出抗议，他的呼吸就被掐断了，那双手捂住了他的脸，手心里是张开的嘴，潮湿，血红。
《克苏鲁神话：恐怖人间》作者：＇美＇ 斯蒂芬·金 等
（本书资料收集于网上，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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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埃格归来》 科林·威尔逊
我的名字叫保罗·邓巴·兰，再过三个星期我就年满72岁了。我的身体很好，但既然人从来都无法知道他还有多少时日，所以我得把这个故事写出来，也许还会发表出来，如果机会允许的话。我年轻的时候坚定不移地相信培根是莎士比亚戏剧的原作者，但出于对我的大学同僚的顾虑，我谨慎地从未发表过我的观点。但年龄有一个优势；它教我懂得，别人的意见并不是真的那么重要；死亡才是更真实的。所以，如果我把这个故事发表出来，那并不是说我想让什么人相信它是真事；只不过是因为我不再介意有没有人相信它。
我虽然出生在英格兰——在布里斯托尔——但我从12岁起就在美国生活了。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我一直在位于夏洛茨维尔的弗吉尼亚大学教授英语文学。我的《查特顿的一生》一直是研究查特顿的权威著作，在过去的15年里，我还是《坡学研究》的编辑。
两年前在莫斯科，我幸会了俄罗斯作家伊拉克里·安德罗尼科夫，他主要是以他的“文学研究小说”而出名，可以说是他创造了这个文学类型。正是安德罗尼科夫问我是否曾经见过W·罗梅恩·纽博德，还说这个名字是和伏伊尼赫手稿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既没见过已于1926年去世的纽博德教授，也从未听说过那部手稿。安德罗尼科夫便大致讲了那个故事。我感到很好奇。在我回到美国后，我赶紧去读了纽博德的《罗杰·培根的密码》（费城，1928年），和曼利教授的两篇相关文章。
关于伏伊尼赫手稿的故事大致是这样的。它是在意大利的一个城堡里的一个旧箱子里被一个经营珍稀图书的商人——威尔弗雷德·M·伏伊尼赫——找到的，并于1912年被带到了美国。和那部手稿一起发现的还有一封信，据此伏伊尼赫断言手稿曾是17世纪的两个著名学者的财产，它的作者是罗杰·培根，圣方济各会的修道士，死于1294年前后。手稿共有116页，很明显是用密码写的。它显然是某种科学文献或巫术文件，因为其中有根和植物的图样。另一方面，它还包括了一些草图，看上去和某些现代生物教科书上的微小细胞和有机组织——例如，精子——的图示惊人地相像。另外还有一些天文学示意图。
在9年时间里，教授、历史学家和密码学家一直在尝试破译密码。到了1921年，纽博德向费城的“美国哲学学会”宣布，他已经能够解读某些段落了。这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它被认为是美国学术界的一项壮举。但当纽博德披露了手稿的内容后，反响就更大了。因为看来培根很可能比其所处的时代超前了好几百年。显然他比列文虎克早了大约400年就发明了显微镜，而且他在科学方面显示出的才智甚至超过了16世纪与他同姓的弗朗西斯·培根。
纽博德还没有完成他的著作便去世了，但他的“发现”被他的朋友罗兰·肯特发表了。就是在这个时候，曼利教授开始了他对手稿的研究，并且判定纽博德的狂热导致了他自欺欺人。通过在显微镜下的观测可以看出，那些字符不寻常的特质并不完全归于一种密码。墨水在干燥的过程中已经从羊皮纸上剥落了，所以那种“速记”实际上是数百年来正常磨损的结果。随着曼利在1931年宣布了他的发现，人们对那部“世界上最神秘的手稿”（曼利的原话）的兴趣消失了，培根的声誉也下降了，整个事情很快便被遗忘了。
从俄罗斯回来后，我去宾夕法尼亚大学查看了那部手稿。那是一种奇怪的体验。我并没想过要抱着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去看它。年轻的时候，当我拿起坡的一封亲笔信时，我常常会有一种汗毛倒竖的感觉，我还曾经花了好多时间坐在他在弗吉尼亚大学的房间里，试图与他进行心灵沟通。随着年岁的增大，我变得更实际了——认识到了天才基本上是和其他人一样的人——我不再设想无生命的物体正试图通过某种方式“讲述一个故事。”
但我一拿起伏伊尼赫手稿，便有了一种很不好的感觉。我没办法更确切地描述这种感觉。它不是邪恶、恐怖或畏惧——就是不好；我过去曾经有过类似的感觉，那是在我小的时候，我路过一所房子时感受到的，据说房子里的女人把她的妹妹吃掉了。那让我想到了谋杀。在我查看那部手稿的两个小时时间里，这种感觉始终陪伴着我，就像是一种恼人的气味一样挥之不去。图书馆管理员显然没有和我一样的感受。当我把手稿交还给她时，我开玩笑地说：“我不喜欢它。”她显得有点困惑；我敢说，她没听懂我说的是什么意思。
又过了两个星期，我在夏洛茨维尔收到了我定购的两份手稿影印件。我把一份寄给了安德罗尼科夫，因为我答应过他，另一份我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