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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问题是；现在还是夏天；距离冬天大雪纷飞之日至少还有四五个月的时间；而东都这场风暴一旦任其肆虐到冬天；结果是什么不言而喻；所以西京事实上没有选择；必须出兵；还要尽快出兵。
西京陷入两难困境；好在东都到目前为止只向西京提出了“求援”要求；尚没有明确提出“出兵”要求；这给了西京更多的考虑时间；但不论如何考虑；东都局势迅速恶化是现实；杨玄感和韩相国两路夹击东都也是事实；大运河中断更是事实；这种情况下仅靠东都本身力量已经难以逆转危局了；退一步说；即便可以逆转危局但肯定不能在短短时间内结束这场风暴；风暴结束不了大运河就始终中断；大运河断了就直接危及到了远征军数十万将士的性命；因此西京肯定要出兵；而且越早越好；即便东都迟迟没有提出“出兵”要求；西京也不能以此为借口；置国祚安危和中土利益于不顾。
所以西京争论的焦点就是：是否出兵？何时出兵？出多少兵？
依照律法；西京出兵支援东都；必须要圣主的诏令；但现在特殊时期；依照军兴之法（战时制度）和圣主的授权；西京可以自己决策；然而问题是；东都是京师；地位超然；在两京共存的特殊制度下；东都是主；西京是从；换句话说；如果东都没有向西京提出“出兵”支援的要求；西京擅自出兵进入东都战场；肯定会带来一系列的政治后果；而这些政治后果必然会激化两京矛盾；这显然是圣主和东都不愿看到、不能接受之事；也是西京所不愿承担之罪责。好人做了；好事做了；最后啥功劳没有；反而惹来一身骚；一身麻烦；甚至身死族灭；谁于？
这一观点得到了西京各大势力的认同。东都必须明确提出“出兵”要求；西京必须出师有名；必须确保这次“出兵”不会带来一系列政治后果。
接着争执又来了。东都政局很复杂；东都有名义上的最高军政长官越王杨侗；有掌握实权的东都留守樊子盖；两个人在律法上的地位完全不同；同样的命令；越王杨侗下达的；和樊子盖下达的；所代表的律法效力和政治后果完全不同。如果提出“出兵”要求的是越王杨侗；在律法上完美无缺；西京“出兵”没有风险；反之；如果提出“出兵”要求的是樊子盖；那西京就要承担相当大的风险了；即便樊子盖的背后是圣主；但在改革和保守激烈碰撞；两京冲突剧烈之际；谁敢保证圣主和中枢不会背信弃义；恩将仇报？
门下省的给事郎赵长文认为；东都必须由越王杨侗下达“出兵”请求才具备律法效力；原因很简单；在东都留守这一块越王杨侗最大；无可争议；樊子盖根本代替不了越王杨侗；就像西京留守卫文升一样；卫文升也不能凌驾于代王杨侑之上；否则就是僭越；就违背了礼法律法。
给事郎在门下省仅次于黄门侍郎；出身于陇西赵氏的赵长文留守西京；全权代表门下省；权力很大。赵长文在前面“大旗”一举；后面一大帮关陇本土权贵都“跟”了上来。关中韦氏的殿内少监韦圆成；关中杜氏的持书侍御史杜淹；关中苏氏的鸿胪少卿苏夔都纷纷附和。苏夔是中枢宰执纳言苏威的儿子；在西京的影响力非常大。
秘书省的少监袁充则持反对意见。他也不好直接说越王杨侗是傀儡；也不能说杨恭仁和樊子盖针锋相对；只能质疑赵长文；如果东都被叛军四面围攻；岌岌可危了；西京依旧冷眼旁观；视若无睹；任由东都失陷了都不出兵救援；后果是什么？西京如何逃脱罪责？到那时西京还能以“越王始终没有要求出兵支援”做为自己脱罪的理由？
袁充是殿内省的副长官；江左旧臣；出自江左“王、谢、袁、萧”四大侨姓豪门之一；代表了圣主和改革势力；但江左人在西京本来就势单力薄；再加上圣主东征期间又带走了大部分绝对忠诚和支持他的江左籍军政大臣；导致江左人在西京基本上失去了话语权。好在山东人在西京的势力还不小；关键时刻双方结盟；互为声援；共抗对手。
刑部侍郎、梁国公萧造出自江左豪门萧氏；皇亲国戚；理所当然与袁充同心协力；坚决支持袁充的意见。
兵部侍郎明雅出自河北世家；尚书右司郎卢楚出自山东五大豪门之一的涿郡卢氏；内史舍人郭文懿出自太原世家；秘书丞崔民令出自山东五大豪门之一的博陵崔氏；京兆内史李长雅出自山东五大豪门之一的赵郡李氏辽东房；五位中枢大员也立场鲜明地认为；只要东都请求西京“出兵”支援；不论是越王杨侗的决策；还是东都留守樊子盖的决策；西京都应该义无反顾的出兵东都。
还有一些势力则保持中立。出自宗室的有司谒者杨则是杨恭仁的堂弟；他就始终保持沉默；一言不发。
太常丞元善达；卫尉少卿宇文儒童；一个虏姓豪门；一个虏姓新贵；也是沉默是金。
司农少卿独孤机是皇亲国戚；也是武川一系的核心人物；在出兵支援东都已成定局的情况下；他完全没必要介入到关陇本土势力和江左、山东人的冲突中。
司隶大夫裴操之出自河东豪门裴氏；他完全支持袁充的意见；但在西京这种政治氛围中；公开支持改革派必然会与关陇本土势力发生冲突；很多时候谨慎的保持沉默也是一种必要的策略。
。。。
第四百八十章 西北人的窘境
沉默实际上就是变相的支持；而太多势力保持沉默；使得这场辩论的结果渐渐明朗化。
西京留守卫文升出自中原世家；他代表的是圣主和改革派的利益；又是西京的实权人物；关键时刻他毫不犹豫地支持袁充的意见；使得这场争辩呈现出了一边倒的趋势。
代王杨侑拥有最后决策权。代表他的王府长史韦节看到形势已经明朗；再加上随着韦津的到来过去很多看不见的东西渐渐浮出水面；而东都那边的形势随着齐王杨喃兵临通济渠；其走势也逐渐清晰；原先所预想的把这场军事政变演进成皇统大战的难度已越来越大；于是韦节当机立断；代表代王杨侑做出最后决策；只要东都向西京提出“出兵”请求；则西京必定出兵东进；支援东都。
接下来就是“何时出兵”了；而这个问题分歧更大；争执更激烈。“是否出兵”当然由中央决策；可以把卫府排除在外；但“何时出兵”就必须要卫府参与决策了；且卫府的话语权非常重；如果卫府说出兵条件不具备；那这“兵”还真的出不了。
在西北军乃至西京卫戍军里；西北人是绝对的主力；西北世家在西北军方拥有无可匹敌的影响力。今日参加尚书省议事的军方高级统帅中；西京卫戍军统帅右武卫将军皇甫无逸；西京禁卫军统帅监门直阁将军庞玉；西北军里负责镇戍天水、陇西和会宁三郡的右御卫将军李仁政；西北军里负责镇戍北地、安定两郡的武贲郎将令狐德润；全部都来自西北世家。剩下的西京卫戍军另一位统帅右屯卫将军柳武建出自河东豪门；京辅都尉独孤武都则出自虏姓豪门。
六位军方统帅；四位来自西北世家；由此不难看到西北世家在这次决策中的话语权之重。
西北世家包括像陇西李氏这样传承千年的豪门；其实质都是以军功崛起；以功勋延续；说白了他们都是武人；而那些以经文传承的累世簪缨的豪门世家根本就瞧不起武人；在文人眼里就是武人一个无脑匹夫；山东和江左的士族尤其瞧不起西北武人；认为西北武人就是一群粗鄙不堪的蛮夷；与大漠上茹毛饮血的北虏没啥区别。但天道无情；中土分裂四百余年后；偏偏就是这群西北匹夫一统天下；结束了中土的分裂和战乱；这让骄傲自大豪气冲天的山东和江左士族情何以堪？
一方面是文化上的正朔、高贵和骄傲；一方面是战场上的失败、践踏和耻辱；这种截然相反的残酷事实严重扭曲了士族的心灵；让他们以前所未有的执着在嘴上和笔下一次次的“报仇雪恨”；以寻找“胜利”的快感来满足自己虚幻的自大。这使得中土的统一大业虽然辉煌灿烂；虽然在土地、政治和文化层面上“阔步前进”；但在光鲜的背后；精神上的分裂却越来越大；心灵上的裂痕不但没有愈合；反而越来越深了。
这就是关陇人和山东、江左人的矛盾根源所在；追本溯源；还是士人和武人的矛盾；而士人和武人的矛盾自有历史记载以来就存在；在今日的关陇同样如此。在山东、江左士族的眼里；关陇人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