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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恰当的。然而，在这个案件中，我还是站在常识这边的。假设某个人做了一个美国《独立宣言》的复制品，如果有一天《独立宣言》的原件被毁掉了，你是不是认为人们不会把这当做一次莫大的损失？说得更通俗一点，如果原件和复制品都同时存在，并被政府拍卖给同一个私人收藏机构。而这家私人收藏机构同意将《独立宣言》的原件仍然留在政府的博物馆陈列，收藏机构只购买《独立宣言》原件的所有权。现在假设这家收藏机构打算为《独立宣言》原件及其复制品购买保险，你觉得会有哪家保险公司在受理《独立宣言》复制品的时候，愿意给出和原件相同的理赔额度吗？我告诉你，当然不会！不管《独立宣言》的原件是多么的破旧，哪怕《独立宣言》的复制品比破旧的《独立宣言》原件更像《独立宣言》，我们还是会觉得破旧的原件更宝贵。因为约翰·汉考克①是在原件而不是复制品上签了自己的名字。是一件东西的历史赋予了它特定的价值，而不是东西的质地和用料。我认为人的唯一性和《独立宣言》原件的唯一性没什么两样。一个婴儿和一个中年人几乎没有什么相似的地方，但是通过血缘关系，我们可以判断他们共有的一些特征；而一对一模一样的双胞胎可能无法用肉眼区分，但他们的的确确是两个不同的个体。”
【①《独立宣言》由托马斯·杰佛逊起草，１７７６年７月４日经大陆会议专门委员会修改后通过，并由大陆会议主席约翰·汉考克签字。】
“那么，沙费尔教授，你，以及戴维斯先生的结论是什么呢？戴维斯先生他自己都无法明确地告诉我们那个从输送舱走出来的是谁，或者说是个什么东西。你的判断是什么？这是不是同一个人？它还是不是个人？如果它还是个人，并且和那个进入输送舱的人不是同一个人的话，那么它是谁？”
“我个人认为它是个人，但不是同一个人，我只能说，他两个是一模一样的人，但不是同一个人。”
“你的观点未免太过哲学化了，沙费尔教授。你这个结论的现实意义是什么？我来说一下我的看法：按你所说，‘分在传输通道两端的人是两个一模一样的人’。这难道不是一个‘没有任何区别’的区别吗？当然，如果这两个人同时出现在某个人的家门口，的确是件很令人费解的事情。可是，传输过程中躯体的火化和躯体的再造过程是两个协调进行的过程，难道这种效果不可以等同于人体传输的实现吗？”
“波隆斯基先生，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形下，‘等同于’这个说法值得推敲。这是一个极其重大的问题，是关乎生死的问题。我希望你能够设身处地地看待。如果是你进入了输送舱，（注射安乐死针剂）之后，你失去了知觉。我想，下一件你马上能够感知到的事物就是——你所处的地方——你已在你的目的地。这就好比美美地睡了一觉，然后醒来；或者说从一个麻醉手术中恢复了知觉。似乎在失去知觉的那一刹那到醒来的这段时间里，根本就没有流失任何时间。但是，波隆斯基先生，我的看法可能会让你乃至陪审团的成员感到震惊。我认为，在你接受安乐死针剂那一刹那的知觉，将会是你最后的知觉。当然，我也承认，传输终点站‘醒来’的那个人也会有知觉，他甚至认为自己的知觉就是之前‘进入输送舱的那个人’的知觉的延续。但是，我的观点是——这根本就是一种错觉。事实上，‘进入输送舱的那个人’已经死亡，而走出站的这个人只是刚刚获得生命。”
审判庭内一阵骚动。这个哲学家的荒谬论断几乎令我抑制不住心中的欣喜。
“谢谢您，沙费尔先生。法官大人，控方的问题问完了。”
辩方没有再传唤其他证人。我也不打算再盘问辩方的第一个证人了，因为辩方第二个证人的证词简直就是搬起石头砸他们自己的脚。这让我信心备增。控辩双方很快进入了辩论总结阶段。首先由我来做控方总结。
“女士们，先生们，辩方试图把２０４３年７月２７日发生在新纽约城星际传输站的杀人命案说成是一件不值一提的小事，这甚至与被告本人的证词相冲突。苏卡提娜律师声称：‘伊万·托布斯汀没有杀害任何人，因为‘星际传输机’不是真正的传输机，而是一个以进入输送舱的乘客的血肉之躯为参照，用人工合成材料重新塑造人体躯壳的‘复制机’。’在这个辩论的过程中，辩方的证人试图让我们相信‘在座的大多数人，甚至是现场所有的人都已经不是真正的人’。我们是不是在曾经的某个时候使用过‘星际传输机’呢？按照辩方的说法，我们在以前使用‘星际传输机’的时候就已经死掉了。那么，现在法庭里这些或站或坐的人是谁？谁能回答？很明显，按照这样的理论，我们当中有很多人真的是太年轻了！哪怕是今天早上才搭‘星际传输机’过来参加庭审的老人也比昨天就已经从‘星际传输机’里‘生’出来的小伙子要稍微年轻些。女士们，先生们，对于辩方刻意歪曲犯罪事实的言行，我方已没有什么要说的了，但是，请陪审团裁定这个冷血无情的杀人犯有罪！谢谢。”
接着是苏卡提娜律师做辩方总结。
“女士们，先生们，我知道，我方的论点可能会让在座的某些人感到震惊，但是，这个逻辑是准确无误的。控方没有找出任何不妥的地方，虽然我的当事人与本案有些许牵连。可是我们该如何评判呢？在哥白尼推出他的‘地球绕太阳转’的观点的时候，甚至有一些当时被看做是最有学识的人也觉得这不可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哥白尼的逻辑推理并没有错啊。那些反对的学者们只是不愿意接受这样的观点罢了。当然，这个世界不会总是满足部分人的个人好恶。今天在座的各位的职责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就是要维护法律的公正。控方对我的当事人的指控是‘他谋杀了阿流沙·凯姆林’。我们已经证明，就算从新纽约站传输舱走出来的是一个人，那也不是阿流沙·凯姆林，而是一个一模一样的复制品。实际上，阿流沙·凯姆林是在地球上被杀死的；他不是被我的当事人的子弹打死的，而是被‘星际传输机’操作员的注射针剂处死的。所以，即使我的当事人杀了人，也不是杀了阿流沙·凯姆林。请大家凭良心说，控方的说法是不是缺乏说服力？我请求陪审团宣告我的当事人无罪。谢谢！”
“当然，博士您已经知道审判的结果了吧。”
“是的，伊万…托布斯汀被判有罪了。陪审团没能够接受辩护律师观点中荒诞的推理。”
“伊万·托布斯汀被处死了？”
“是啊，如你所说，法律的公正得以维护。那你为什么事找我呢？”
“博士，审判结束之后，我离开了法庭。我急着回地球和我的家人团聚。在我赶往‘星际传输站’的路上，一个念头反复出现在我的脑海中。就是沙费尔最后的那一段证词。当时觉得这个观点是有些荒唐。他说从‘星际传输舱’出来的那个人的思维可能不是之前进入‘星际输送舱’的那个乘客的思维的延续。为什么不是呢？就因为‘星际传输’的过程有个时间差吗？人在熟睡的时候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况。所以，光凭时间差不能否定前后两个思维的延续性。但是，我现在遇了另一个难题。本来，沙费尔在庭审的时候会说到这个问题的，但是为了对陪审团施加影响，我在形势有利于我方的时候立即中断了对沙费尔的盘问……现在我觉得……在收到火星传输站的‘传输成功’确认之前，阿流沙·凯姆林当然是乖乖地呆在地球上的传输站里等待之后的致命注射。当火星站的阿流沙·凯姆林从传输舱走出来的时候，‘他’的意识的确是清醒的，但是‘他’的意识和地球上的阿流沙·凯姆林的意识已经不再一样了。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处在不同星球的两个阿流沙·凯姆林真的是同一个人的话，他们的两双眼睛会不会在同一时刻、不同地点亲眼看到完全一样的场景呢？这就好比一个人的两只眼睛同时看见一个物体的效果。如果他们真的是同一个人，难道他们不会在同一时刻看见火星站和地球站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场景吗？可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声称自己在使用‘星际传输’服务的时候遭遇到这样的状况。”
“因此……？”
“因此……我突然发现自己不敢走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