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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又说：“现在不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来作。”
第三、明明我在庐山会议以后三次要求见毛泽东，都被他拒绝了，不见我。不仅是我，就连林彪在一九七一年五月想见毛泽东也没能见到。可到了下面他却说什么“他们不来找我，我还是要去找他们……。”
第四，毛泽东经常亲自倡导“批评与自我批评”。但是他自己有意见当面不讲，或者是只讲好听的，却跑到下面去煽风点火，还一再对我们封锁消息，不准参加谈话的人把这些情况告诉我们。他有意见可以摆到当面来谈嘛！他自己老说“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但是他自己这样做是光明正大吗？
看过毛泽东的这个“南巡谈话”我才知道，原来我一直都被蒙在鼓里。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是林彪、叶群、林立果在“九一三事件”中跑了，我才倒的。直到看了这些谈话，我才相信了，就是没有“九一三事件”，毛泽东也是决心要在九届三中全会上，把我们彻底拿掉的。他的这次南巡，就是在组织上和舆论上为彻底拿掉我们做准备。
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毛泽东早就在做拿掉林彪的舆论准备。记得在毛泽东南巡前，他曾通过中央办公厅，给每个政治局委员发了本名叫《何典》的书，这本书只是薄薄的一本。当时我看了以后，只觉得事情有些蹊跷，因为其中有几句话特别耐人寻味。书中说：“药医不死病，死病无药医；说嘴郎中无好药，一双空手见阎王。”我曾觉得，这可能是指林彪，但当时又不敢多想，因为从红军长征到“文化大革命”，几十年来，林彪一直是毛泽东的主要助手，也是毛泽东最信任的人之一。我从未听到林彪说过一句对毛泽东不敬的话。谁能想到，毛泽东这么快就想把林彪拿掉，真是让人寒心哪！
“寒心”二字在吴法宪回忆录中反复出现。我相信，吴法宪回忆录确实会让不少至今对毛泽东抱有敬畏之心的人们感到寒心的。
假供是怎样逼出来的？
——读《吴法宪回忆录》的一个疑问
·何 蜀·
读《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有一个使我感到困惑的问题，为什么作者没有写出当年中央专案组如何对他进行逼供从而炮制出为林彪定罪的关键性假供的情况？
众所周知，吴法宪在“九一三”事件之后接受审查中，作了假供，而且有一个关键性的假供，即交代叶群向他说过：“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
这是用来证明林彪有“野心”、想通过设国家主席来“夺权”的极其重要的、唯一的证据。
然而，《吴法宪回忆录》宣布，这样的话并不是叶群对他说的，而是汪东兴说的。回忆录记载：庐山会议开幕前夕，“我约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程世清一道下山，一起去接中央和各省市来的人。程世清是东道主，我管飞机。我和程世清过去就很熟悉，所以在下山的路上他同我说起，前一天他陪毛泽东上庐山，汪东兴对他讲：‘这次修改宪法，要坚持设国家主席，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毛主席怎么当我们的国家主席呢？不设国家副主席，林彪同志往哪里摆？’我听到这句话感到很高兴，我想汪东兴传的话，就是主席的意思吧。这一下，我感到心里更有底了。”（见《吴法宪回忆录》７８８页。以下引文只注页码）
汪东兴说的话，怎么后来被强加到叶群头上了呢？吴法宪坦陈：“当年在‘九一三事件’之后对我审查时，专案组为了收集林彪有‘野心’的证据，千方百计地诱导我，非要我把这句话安到叶群的身上。我开始拒绝了，后来迫于他们施加的种种巨大压力，就顺从他们，说了违心的话。但我在当时写的材料上，对一些被逼出来的假话都做了记号，怕时间一长，自己也忘了。……我当时特地在这句话下面做了记号。”（７８８页）
当时的中央专案组到底怎样“千方百计地诱导”，施加了怎样的“种种巨大压力”，使得吴法宪这样身经百战的老将军、亲历党内多次残酷政治斗争磨练的老革命，都不得不顺从他们而作出如此关键的假供？
可惜，对这样重要的情节，《吴法宪回忆录》中只字未提。
据《吴法宪回忆录》记载，他在１９７１年“九一三”事件发生之后的９月２４日被关到北京卫戍区一个连队后，一直没有上面的人来过问他。直到两个月后才陆续对他进行了五次提审。他用了专门一节来记叙“五次提审”（８８５—８９７页），这五次提审分别是：
１９７１年１１月２０日，审问者是公安部副部长李震（注：李震此时已经是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公安部革命委员会主任，实即公安部长）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问９月１２日晚上（即“九一三”前夕）的情况（８８６页）；
１９７２年２月，审问者李震、吴忠，问叶群１９７１年８月从北戴河回北京的一些情况，涉及“谋害毛主席”和“武装攻打钓鱼台”的事情（８８８页）；
１９７２年３月，审问者李震、吴忠、郭玉峰（中央组织部业务组负责人，林彪专案组办公室主任）、杨德中（中央警卫团副团长），问２５６号飞机是如何从北京调到山海关机场的，还问了９月８日到１２日的情况（８８９—８９０页）；
１９７２年４月上旬，审问者李震、郭玉峰，问１９７１年空军的防空作战计划（８９１—８９３页）。
１９７２年４月中，审问者李震、吴忠，问庐山会议情况（８９４页）。
此外，再未见到有中央专案组提审的记载。
而在吴法宪对中央专案组这五次提审的记叙中，看不出来有逼供的情况。甚至给人的印象是提审者的态度好得来比当今“依法治国”时期的公安局还更讲法制，更客气，更“以人为本”。只有在第三次即１９７２年３月那次提审中，吴法宪才写到因他为自己辩驳而顶撞了杨德中时，“李震勃然大怒，说我态度不好，要我端正态度。”这有点像逼供的样子了。但是作者接着写的是：“于是，我不再吭声，不再说话，审问陷入了僵局。于是，郭玉峰出来圆场说：‘我们主要是搞清问题，不是逼你说什么。’”（８８９页）这又一点不像是在逼供了。
从五次提审的内容看，最有可能问及那句有关“设国家主席”的话的，应是第五次即１９７２年４月中那一次。而作者对这次提审的记叙是，先是李震问他身体怎么样，说要给他改善一下生活条件，找了一所房子，接着要他交代庐山会议情况。“谈着谈着又不觉天黑了。李震说：‘就谈到这里，你先回去休息。’吴忠又说：‘李部长对你很关心，亲自给你找了一所房子，离城很近，买东西也方便。’”“最后，仍然和上次一样，晚饭炒了四个菜，让我吃了一顿饭。完了以后，我回到牢房，王团长告诉我：‘明天就派人去给你打扫房子和修理暖气。那座房子已经很久没人住了。’我说：‘那就谢谢你们了。’这天晚上，我很高兴。我想，我们党毕竟是实事求是的。这一定是毛主席，特别是周恩来还了解我。想着很快将与家人见面，我就不知不觉地睡着了。这一觉，我睡得真好。”（８９４页）
一个自感蒙冤受屈的人，而且是一个“久经考验的……阶级革命家”，会在这样的情况下作出假供吗？
不可思议。
显然，吴法宪作假供应该是在另外的时间和场合。
当年在毛泽东批示“照发”的中发［１９７２］２４号中共中央文件《中共中央通知》及随通知发出的《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１９７２年７月２日）中，在材料的第三部分“林彪反党集团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的地下阴谋活动”中有“５、吴法宪的亲笔交代”影印件原文，其中写着：“（二）七零年七月，叶群曾向我当面说过：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那里摆？”（见宋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