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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周恩来推荐林彪接替刘少奇在党内的职务。周恩来在１９６７年秋天告诉吴法宪，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矛头对准刘少奇。毛泽东问周恩来“看来刘少奇不行了，我对他观察了二十一年，完全失望了。对邓小平也观察了七年，也失望了。要把刘少奇拿下来，现在怎么办？”，周恩来回答说“那就只有林彪了，由林彪代替刘少奇最合适。”毛说“好，那就把林彪接来北京吧。”１９６６年８月７日晚吴法宪接到周恩来电话指示，第二天上午派专机去大连接林彪回京。周还特别交代说“要绝对保密。这件事，只准你一个人知道，不能告诉任何人。”当接林彪的专机抵达机场飞机滑行到机场在跑道一头停下时，周恩来立即登机面见林彪，汪东兴代表毛泽东也赶到机场，周汪二人向林彪传达了毛泽东的旨意。（此处吴的回忆有误，据《毛泽东传》，林彪是８月６日被专机从大连接回北京的。）
（２） １９６６年８月８日周恩来亲自向军队主要领导人打招呼，传达毛泽东的“大字报”精神。与会者除吴法宪外，还有杨成武、张爱萍、萧华、许光达、肖劲光、苏振华等人。周恩来将毛的“大字报”向众人连续念了两遍，并说“现在看来，多年的事实证明，刘少奇不行了，他不能再主持中央的工作了。主席原来想培养刘少奇当接班人，现在看来不行了，他辜负了毛主席的希望。现在中央决定，把林彪同志接回北京接替刘少奇，担任中央第一副主席。现在先通知你们一下，暂时不要再往下传，就你们知道就行了。”
（３） 周恩来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力支持。１９６６年１０月中央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重点批判刘少奇的错误路线。但是由于与会的各地干部对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所以对于批判刘少奇并不积极，会议开了许多天却效果不彰。经文革小组提议，周恩来亲自给吴法宪下令，由空军派出专机，将各地的造反派头头们接来北京，一起参加讨伐刘少奇的大会。这些造反派头头一到北京，就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批刘斗争。吴法宪回忆说“我们东北组来的是贵州造反派头头，此人一到北京就由中央办公厅派专车接到京西宾馆，神气十足。他来了以后，周恩来亲自到东北组来参加会议，以示重视。他滔滔不绝地一直讲了三个钟头，专门揭发当时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周正林等人是如何破坏‘文化大革命’，如何镇压学生运动和逮捕红卫兵的情况。我看到，在这个人讲话过程中，周恩来一直在频频点头，赞扬他的揭发。”造反派的与会终于在会上掀起了批刘高潮。
（４） 周恩来大力支持红卫兵运动。红卫兵运动时毛泽东对付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锐利武器，毛泽东靠着这批“革命小将”的敢打敢冲，迅速击溃了党内当权派的势力。１９６６年８月３１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红卫兵，周恩来在会上代表中央讲话，对红卫兵表示热烈支持，周说“现在，全国各地的同学到北京来交流经验，北京的同学也到全国各地去进行革命串联，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事情，我们支持你们。中央决定，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全部和中学生一部分代表，可以分期分批地到北京来。”吴法宪回忆说“每次接见红卫兵，周恩来都要做大量的具体组织工作。据我所知，这些工作非常繁重，也可以说是中央和北京市各部门一个额外的沉重负担。接见之前，周恩来每次都要在天安门城楼上，召集国务院、解放军各总部和各军、兵种的负责人，研究组织和安全工作，布置好警戒。我们这些跟着周恩来做具体工作的，也经常要忙上几天几夜。”由于运输系统的饱和和巨大困难，周曾请示毛泽东对串联人数加以限制，但是毛泽东却坚持搞大串联不变，周恩来不得不召集国务院、北京市和军队各部门负责人开会，全心全意“接待毛主席请来的客人”。毛泽东在西郊机场接见红卫兵，由于机场跑道不够长，周恩来亲自布置，军队连夜施工，临时扩展机场跑道，两侧各延伸２５０米，并筑路修桥，以便大队人马顺利通过。红卫兵大串联到了井冈山，由于山上没有足够的粮食，学生出现断食现象，周恩来紧急动员武汉、南昌、广州、福州、杭州等人群众蒸馒头，做面包、饼干和点心，命吴法宪派空军飞机向井冈山空投食品，前后持续了半个多月，才使大多数学生免于饿死。
（５） 周恩来对林彪的大力支持。８月３１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周恩来亲自安排了检阅车辆，毛泽东与贺龙为第一车，林彪是乘第二辆车。但这次检阅的照片要登报时却出现了问题，即如何在报上予以说明，最后周恩来发明了林彪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一词，以突出林彪的地位。“亲密战友”一词也由此传开，为报刊广播广为使用。吴法宪回忆说“在当时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我听到周恩来不论是会上讲话，还是在会下打电话，对林彪都是统称‘副帅’，经常说副帅如何如何。最后，这称呼成了他的口头禅，不称‘林彪同志’，只说‘副帅’。”周恩来与林彪之间的关系在文革期间也是十分密切的。
以上这些内容仅仅是吴法宪回忆中的一小部分，周恩来在文革期间实际上还作了其他大量的工作。证诸这些史实的目的在于说明，周恩来在文革中绝不是“抵制”和“反对”了文革运动，相反，周恩来是积极参与和大力支持文革的，没有周恩来所起的关键作用，文革运动很难这么如火如荼地展开。我们也实在看不出周恩来是如何与“林彪、江青集团作坚持不懈的斗争”的，周恩来积极配合了中央文革小组，起了江青等人起不到的作用。周恩来也绝非“说了违心话，做了违心事”这么简单，这一说法无非就是为周恩来的文革所为作开脱。用一句形象的话来说，周恩来是毛泽东大搞文革运动的“总参谋长”，是保障文革顺利进行的“总后勤部长”。
六、林彪与军队文革之关系
长期以来林彪的形象一直被官方所丑化，似乎林彪利用了毛泽东的错误蓄意搞乱全国全军，以达到其篡党夺权的目的。这种观点也是国内史学界最为流行的说辞。然而历史真是这样吗？吴法宪在其回忆中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可信的资料，有助人们进一步厘清这段历史，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吴法宪回忆说“在军队怎样搞‘文化革命’的这个问题上，林彪与中央文革以至毛泽东之间，曾经有过不少矛盾和冲突。”“作为主管军队工作的军委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长，至少在两个问题上，林彪的态度是比较明朗的：一个是希望军队能相对地稳定下来，至少不要像地方那样搞得一团糟，否则如果敌人乘机入侵，就无法履行保卫祖国的职责，也无法向党中央和全国人民交代；另一个就是不希望军队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认为地方的事，应该让地方自己去搞。”面对风起云涌的文革风潮，林彪作为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第一副主席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１） 林彪对军队院校师生进京接受毛泽东接见作了三条规定：第一、军队院校师生可以分期分批来京接受毛泽东检阅，但检阅后必须立即返回原单位；第二、来京后要一切行动听指挥，要有组织地来并由领导带队；第三，来京后由军队负责接待，不准到外面去串联。林彪还与１９６６年１０月上旬授意全军文革起草了《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这个紧急指示实际上也是被毛泽东和整个形势逼出来的，该指示虽然也说军队院校的文革运动要与地方一样，按照十六条规定办，但该指示还说“为了搞好军队院校的斗批改，应当允许进行革命串联和调查，但军队院校不要干涉、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尽量对军队院校师生的文革活动予以限制。
（２） 林彪对文革的学生运动群众运动采取了最大程度的克制态度。由于军队院校的不少学员在中央文革小组的鼓动下冲击国防部，总参、总政、国防科委等机构，号称要揪出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副总参谋长李天佑。总政主任萧华等请示叶剑英后，打算严肃处理，对于闹事的头头还要抓捕。但是林彪没有接受这些建议，而是提出“四不政策”，即对这些学员们“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抓人，不开枪”，做好这些人的思想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