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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法宪用最委婉而怯怯的叙述，战战兢兢的写着激情疯狂的年代和颠倒众生的八部天龙，他喋喋伤心的倾述自己的清白和冤屈，但是他可能没有想清楚，在一个罪恶的时代，每个人都几乎主动或被动的成为作恶者，有意无意的助纣为虐，让极权的邪恶战车越跑越快，越跑越远，在生民的血肉上隆隆而过，包括他自己。当他跟众人一起批判辱骂无罪之人，当他自己无意识的喊着空洞虚伪的口号并在自己管辖的军队里大力宣传，当他自己坚定的站在接班人的身后等待新一轮的封赏，他早就已经身居激流中，或湿身或覆舟，实无可怨尤，当你漠视了别人的公平权利，何独自己就该有公平权利？
在今天，历年或身陷囹圄或举枪饮弹的腐败高官们，我固然知道他们罪有应得，然而，他们的罪恶，有相当部分也并非着意为恶，不过世道如此，制度如此，人心如此，倘不顺守，则先为齑粉矣，沦为阶下囚者，俱非首恶。
吴法宪，我固然知道其冤屈，但也不过是遗憾的站错了队，覆巢之下的附属牺牲品而已，这样的例子，历史上多如牛毛，今天亦不鲜见，真正该悲悯的，是我们的国度什么时候能够有持续改良的制度，让一个拥有权力的人，不用再选择站队排班，不用再俯首帖耳唯唯诺诺的奴颜婢膝，不用再罪起株连，更不会滥用权力被勾起邪念，即便身在污浊，亦能做个不偏不倚保持良心和尊严的人，妻儿固然荣宠不及，但可安享人伦。
这，难免又回到了剑客作为迂腐不堪幼稚可笑的理想主义者的老路上来了，适足羞之。看来，惯性是一个很难打发的词，但政治文明，社会制度的良性发展，已经在很多的国家成熟起来，我们的伤悲，不过仍简单的拘囿在权力的无界弥漫，并拥有唯一不受质疑、不受批评、不经民授，不许辩论的话语权和解释权而已。
当我们刚走过反右的智慧灭绝，走过大跃进的饿殍遍野，走过文革的人伦屠戮，刚刚打开紧锁的国门和思想之门，刚刚步入温饱小康，就立即重新开始修筑网络长城，监视学者，屏蔽呼声，抹杀不平，逮捕网民，妄图却蛮夷与异议于国门之外而造和谐盛世，如此愚昧健忘而狠唳的民族，让我这个自己人也无比惊讶，实在有装外宾的嫌疑。
当那些宣传部门新闻出版部门的权要们，占住了世袭罔替的统治者角色，以个人意志和圣意而罔顾宪法扼杀异议，当那些网站商和主编们为了利益、减少麻烦而主动自宫以适上意，当那些国宝们被功利驱动去伤害手无缚鸡之力的思想者，他们是否知道自己正集体无意识的走在了危墙之下？是否知道他们正助力推动极权战车并被裹挟而去？当他们暂时保住了权位帽子，暂时保住了虚名浮利，暂时纵情于声色贪欲，是否知道失去了什么？是否知道备受冤屈者的切肤之痛？我不确定。如果警察都知道被欺负冤屈暴打是什么滋味，是否还会有杨
佳案？
人为何那么喜欢站在强者的姿态甚至依附强权去欺负弱者，难道是丛林本性么？
不谈什么因果轮回，就不会有报应么？他得保证他永远不会翻船，他的亲人和后人永远跟他一样能占住权势要津，不会有思想和良知，不会遭遇不公，不会沦落风尘需要救助，不会因含冤上访而被投入精神病院。而最后，他还必须保证自己和后人都不会站错了队。否则，都不过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荣衰游戏。
极权之下，他们貌似有这样的自信，抑或，没有自信只有醉生梦死，放纵自己，更折腾民众。而这样的集体无意识的戕害民权，作恶或腐化，向制度改良的反方向大踏步前进，所有人都只能自求多福，不要像吴法宪一样站错了队，否则，一样是覆巢之下的附属牺牲品，真到了那步，实在无需怨尤。
虽没有了神鬼信仰，但无论在哪个位置，都不要丢了自己的逻辑，不要纵权为恶，尽量守住自己那份人性善良，虽然很书生，很幼稚，却是真诚的感触。
俱往矣，《吴法宪回忆录》的价值，不在他是否能够洗刷自己的冤屈，而在他叙述了一段可信度相对较高的历史，我们能否从这历史中，获得少许制度改良的裨益？这个，你我草民即便乱劈柴发点感慨，也只能一笑而过而已。
《吴法宪回忆录》述评
余汝信
１９７１年“９·１３”事件之前，吴法宪是中共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副组长、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员。“９·１３”一夜之间，使这位中央要员直从天上跌到地下，并因１９８０—８１年两案审判被列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判刑十七年，从而成为“臭名昭著”的反派人物。
“９·１３”十年之后，１９８１年９月，吴法宪走出戒备森严的秦城监狱，“保外就医”，被安排至山东济南居住，过上了普通人的小日子。可幸的是，此后十多年间，他的思想并未因地位的巨大改变而颓废、而萎靡不振，相反，他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完成了数十万字的回忆录。近日，这部《吴法宪回忆录》终于在作者病逝两周年之际，在香港面世。〔１〕
作为文革这一段历史的重要当事人和见证人，吴法宪的个人回忆值得研究者期待。且不说在一个走向法治的时代，即便作为被告，也有为自己辩护的权利，更何况吴法宪早已在上世纪结束之前便已恢复了公民权，他当然有从个人的角度去述说他经历过的历史事件、表达他个人感怀的自由。正如回忆录的作者自己所言：“在历史的长河中，很多历史事件，是由很多的侧面来展现，完善的，在我的回忆录中所涉及到的一些历史事件，我所经历和反映的只是一个侧面，还需要其他的史料来印证，也算是一家之言吧。”（《吴法宪回忆录》自序，页Ⅱ）〔２〕
（一）
《吴法宪回忆录》的时间跨度几近七十年，记述了作者自１９１５年出生、十五岁参加红军、直至１９８０年代“保外就医”后到济南的人和事。全书分上、下两卷共十六章。笔者对上卷前九章兴趣不大，关注的是下卷的后七章：
第十章“文革”的前奏，
第十一章 风风雨雨闹“文革”，
第十二章 九大前后，
第十三章 九届二中全会，
第十四章 “庐山会议没有完”，
第十五章 阶下囚，
第十六章 保外就医到济南。
吴法宪以至整个“林彪反革命集团”之“罪”，盖因１９７０年８月庐山会议（中共九届二中全会）而起。罪名之中最重的罪名，是这几位坚持要设国家主席，坚持者的本意，就是“抢班夺权”。在回忆录第十三章“九届二中全会”中，吴法宪对设国家主席一事的经过如是说：
一九七○年三月上旬的一天，汪东兴受毛泽东的委托，从外地回到北京，向中央政治局传达毛泽东关于召开第四届全国人大的意见。当时，毛泽东正住在杭州。当天晚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听取毛泽东的指示。汪东兴在会上传达说：“毛主席提出政治局研究一下，文革时间长了，要考虑恢复政府机构，准备召开四届人大。一是通过人大总结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经验；二是成立和恢复各级政府；三是要研究发展经济和战备问题；主要是这三点意见。”他还传达说，毛泽东指示，关于宪法问题，要政治局研究成立修改宪法的起草小组。另外，还要准备起草“政府工作报告”、“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和“战备工作报告”，这几件事要立即着手做。
最后，汪东兴还特别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是否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毛泽东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设国家主席，我的意见是不设。如果大家认为要设的话，那么由谁来当这个国家主席？我毛泽东是不当了。如果要设国家主席的话，也只有林彪同志来当。”汪东兴传达完毛泽东的意见，当天没有讨论，会议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