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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高居全球第一的行政成本，不仅加大了企业的营商成本，导致企业普遍的非法生存状态，导致市场经济变形；而且尤其加大了良知的成本和道德的风险，良知太重，道德太重，以至超出绝大多数人的负荷能力，导致大多数人精神上普遍的非法生存状态，这是当下中国人精神焦虑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为良知减负，为道德减负，已是当下中国的燃眉之急。推源溯始，这应该从削减当下中国的行政成本入手。其实，中国的行政成本原本不必这么高，假若我们的公共利益有比较精确的定义，而令强势集团的个别利益难搭便车。但这是另一个问题，就不在本文的论列范畴了。
创建时间：2005…3…17 上一页 目录页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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