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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技术与民众科学运动
MP Parameswaran（原子能科学家，“喀科运”及“全印度民众科学联网”核心成员）：
“民众科学运动”的起源是1962年，喀拉拉有一批科学家觉得应该在民众中普及一些科学知识和科学理念。大概十年之后，我们在一起回顾究竟做了什么的时候发现，我们想要传达给民众的这些知识很不够，因为我们太学院化了。我们只是传授一些书本上的知识，但是科学要发挥它的功能，主要是通过实践，科学应该在生产与生产活动中间。普及科学，一定要把科学与生产联系起来。而且我们发现，印度社会大概可以分为两个群体（我用的是群体而不是阶级，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其中一个群体是一个剥削的阶级，但是另外一个群体里面包括很多不同的阶层，因此我把它们放在一起，称它们是一个大的群体。这第二个群体不断地走向贫穷；第一个群体在不断地剥夺第二个群体的情况下越来越富。
当科学应用到生产和发展上时，会有两个效果。有可能在当前有好处，但长远来看，坏处更多；也可能会使少数人受益，但是，大多数的人可能却会因此受到伤害。我们发现，一些发展项目例如一些水利发电工程，对少数人来说是好的，但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坏的。同样，一些污染非常严重的化工企业，或者是修建一些公路，方便了一些有车的人，对于其他大部分人来说没有什么好处。我们这个运动就是同情并站在受害的大多数这一边，来对抗少数得益的一边。因此，我们说的民众并不包括全民，所有的人，而主要是指受伤害的大多数的人。在这个意义上，它当然是带有政治性的。但不是说它是一个政党，我们主要参与的是经济与文化这两个领域，不是政治领域。
在经济领域，科学的运用可能会对不同的群体产生不同的作用，就是刚才说的：少数受益，多数受害，或者短期有益，长期有害。既然我们站在大多数人的那边，而且站在长远发展的利益上，我们就要揭露、反对政府政策上的问题。后来我们发现，仅仅是批评、反对是不够的，我们更需要能够提出一些建议，一些可行的方案。
民众一般认为是应该发展的，不会反对发展，如果我们只有一种反对者的立场，一般人会认为你们就是反对任何发展。所以我们一定要取得一种有示范作用的“另类”发展的经验。我们就开始从事民间规划运动，从不同的乡进行资源的调查开始，尝试一些新的能源项目或其他项目。我们发现，仅仅有科学、医学、生物学这些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技术，还需要建立一些机构组织来帮助农村的发展。这是我们之所以1987年就在喀拉拉建立了一个实用技术中心站的原因。这些中心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把在乡村中很多聪明、有才能但是没有经过所谓的正规训练的人，通过运用这些技术的过程，使得他们变成训练有素的易于掌握技术的人。另外，农村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怎么样在农村建立一些小型的工业企业，让最基层这一级能够明白他们有什么样自然资源、人力资源，自己能够规划长期、中长期的发展。有两个个案可以说明究竟我们在怎么做和朝什么方向做。
比较起国家的资源来说，村或者是基层所拥有的财政、人力的资源其实是非常有限的，我们要让非常有限的资源能够被有效地利用，以比较小的投入产生比较大的效益。我们在两个领域做文章，一个是在厨房，再一个就是我们的身体和服装。
在印度，有85％的老百姓是用柴火来做饭的，炉子非常低效，热量充其量用到8％到10％，其余的都浪费掉了。而且柴火含有大量的烟雾，妇女在做饭的时候吸人了很多非常有害的化学物质。有关研究认为，妇女在做饭的时候吸入的烟，相当于她每天抽二十包香烟。我们用了两年时间研发出一个高效能无烟的灶台，烧柴的用量减了一半，通过烟囱，烟也不会再跑到厨房里。我们用的研究资金大约三万元，一个省柴灶大约五十元，所有农户在这方面共投入二千五百万元，但每年省下一百五十万吨柴，相当于一亿元。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制造洗涤用品。在喀拉拉，大概每人每年需要十至十二块肥皂。1990年以来，许多外面的商品流人印度，有一个大的跨国公司——联合利华，在印度的子公司叫作印度斯坦利华。在喀拉拉有80％的肥皂是他们经销的，还经销其他一些日用品。因为椰子是喀拉拉的一种主要农产品，我们就生产以椰子为原材料的香皂，虽然我们不像印度斯坦利华那么有钱，商品包装得很好，可以在电视上打广告，但是我们生产的香皂比它们的质量更好，价钱更便宜。而且我们也有自己的广告，就是一家一户的面对面推销。慢慢地，我们已经形成一个很大的销售网，而且培训了两千名妇女，她们在自己家里就可以做香皂。我们进展得很不错，所以我们比较有信心再发展其他相关产品。这件事的意义不止是经济上的，还是政治上的。在政治上，这些村落可以成为抵抗帝国主义新的入侵的堡垒。当然这只是一个例子，抵抗全球化的压力我们还需要很多东西，包括很好的分析我们的处境，同时要对未来的前景有一种想象，这些理念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说，另外一个不同的世界是可能的，关键的问题是怎样建造这个世界。我们强调的是，我们是可以做出一些不同的事情的。我们不仅仅是指在座的这些朋友，也包括很多很多与我们抱有相同想法的人。
吴国盛（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我本人虽然不是做社会学的，但是，一些共同感兴趣的问题把我带到这个会场来了。
中国与印度的对话和交流是非常有意义的，中国的问题与印度有相似之处，但也有很大的不同。第一个，中国民间力量极为弱势，这是我们与印度一个很大的不同。再一个是，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中国农村所遭遇的极度荒漠化、边缘化，看来跟印度也不大一样。还有，非常强烈的主流科学主义意识形态也与印度不同。在这里我愿意介绍中国两方面的情况。第一个，中国的科学普及运动与印度的民众科学运动之间巨大的差异。第二个我想讲一讲，在中国目前的科学文化界，正在谈论一种新的观念，就是“科学传播”的观念，并且力图用“科学传播”取代传统的科学普及。我讲这两件事情，跟印度同行做一个交流。
中国的科学普及运动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它是国家行为，不是民间行为。这件事并非一贯如此。在1949年以前，中国的科学普及运动一直是民间的，或者说主要是民间的。但是1949年以后，国家差不多垄断了科学普及活动。随着市场体制的逐步完善，政府包办科普的局面可能会发生改变。
第二个特点：中国的科普有强烈的科学主义意识形态，它所讲的科学，就是现代西方科学，不怎么包含中国的本土知识，有的时候甚至将很多民间科学和本土科学斥之为“伪科学”，是愚昧的，无知的，例如气功、中医等。在正统的科普界，这种声音是很强烈的。所以，中国的科普活动与印度的民众科学运动有着完全不同的背景。
中国现在有一些青年学者开始对传统科普进行反省，包括我本人在内，这几年一直在倡导新的观念，即用“科学传播”来替代传统的科学普及。
为什么要用科学传播替代科学普及呢？因为，传播是双向的、交互的，mu…nication这个词译成“传播”实际上有问题，因为中文的“传播”一词字面并没有包含互向交流的意思。但是这个词的翻译已经约定俗成了，没有办法。“传播学”学科和“传播学院”都建立起来，但是，交流和互动的理念要确立起来。传统的科学普及往往是单向的，是科学家们向民众讲解科学知识、通俗化科学知识。但科学传播要强调互动。互动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传统的科学普及，由科学家向公众讲述现代科学知识，这方面是主流，我们当然不反对。我们只是强调和提倡另外一个过去不曾有过的维度，那就是：民众对科学的反作用。
这部分我认为有两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民众有权利来过问现代科学的发展。过去我们科普的对象普遍被认为是很可怜的人，因为他们是科盲，差不多与贫困、无知、愚昧等等划等号了。但是在现代民主社会，国家出资兴办的科学事业是要向纳税人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