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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西方人，而且在中国居住一段时间后，肯定会变得更加不典型”。尤其是这些人来华后学中文，采纳中国的一些风俗习惯，在新的环境接触交往中开始经历一个文化混杂的过程，柯文认为他们更不是单纯的西方人了，而变成了“在中国的西方人”（Westemer in China）。而且当西方的制度经由中国的改革家予以倡导时，与西方冲击的发源地又远隔了一步，柯文说，“在当时情况发生时，西方冲击和中国的各种人物与政治斗争绞成一团，构成一个难解难分的网络。”对于这样一个复杂的历史环境，柯文称，“冲击一回应的传统分析框架是否能起作用就大成问题了。”
西方人和西方模式在中国环境中发生的变化能说明他们不代表“作为整体的西方”对东方构成了“冲击”吗？我以为未必。无论“西方”本身怎样自相矛盾、扑朔迷离、错综复杂（这些对于其本身的研究者来说，当然都是应该思考的问题），但是对于当时尚处于自我封闭和对外隔绝状态的东方世界来说，它就是一个“作为整体”的存在和象征。且不说百余年前对其知之不多的国人只能把它视为浑然一体（一如其时西方人之视东方），即使对西方的了解到了知其所以然的更为深入细致的阶段，对于东方文化、东方价值系统、东方社会来说，“西方”也仍然还是一个与自己非常不同、相当对峙着的异质存在。当然不能始终只是泛泛地、笼统地、大而化之把它与东方文化、东方社会对举并列地谈“西方冲击”，而必须具体区分其各部分在此“冲击”中的不同影响和作用（真正的学术研究的空间也正由此展开）——但是，由此否认“西方”对“东方”构成了整体性的冲击，从而想在“东方”自身内部去寻找、发掘出一种可以取代“西方冲击”的内部动因，却显然不符合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人（从民众到文化精英）的心路历程——在这个历程中，如何“回应”西方（包括如何继承、延续、振兴自己的传统文化，其实也都是为了作出一种有力的“回应”），始终是中国人或明或暗、或隐或显的面对的一个设问和挑战。
柯文在他的书中表示惊讶，“真是怪事中的怪事：局外人向一种局内的观点靠拢，而局中人却坚持外来因素的极端重要性”。他怀疑这是不是因为“中国人对西方入侵的一段经历记忆犹新，积怨未消，就很难接受一种冲淡帝国主义在他们过去一百五十年历史中的作用的估量”。这或许未必。对于中国的“局中人”来说，尽管可能有些人还不能完全排除“积怨”之类的褊狭心理，但近二三十年，中国史家的自省或许并不比美国史家少，对于理性的研究者来说，对“冲击一回应”之类模式的潜在认同不单是一种习惯，也还包含着对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感悟和对现实的思考；无论如何，中国在近代所遭遇到的西方冲击是把这个民族推出了其自身逻辑的既定轨道的——无论其固有问题是否延续，如何延续，或者是“中断”，超乎这些之上的始终是如何应对外来冲击的问题，而且，随着经济、政治、文化上与世界的联系的日益频繁密切，这个问题继续存在，没有随着生死存亡的民族危机的过去而消泯，甚至于更加凸显，并且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人的价值观、思维模式和心态，使百余年来的中国人始终像在面对着一个太强有力的参照系。这其实也并非是一种虚构，二三百年来世界历史的发展本来就是（或者说，不得不是、必然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在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里对此不是有着经典的表述吗？无疑，这个所谓“西方中心说”中已然包含着严厉的批判：世界近代史上这“西方中心”的二三百年是充满了“血与火”的。现在“美国史家”对此进行自省和批判，否定“西方中心说”，多少说明了他们更加走向成熟，更加尊重其他民族的文化并且倡扬多元文化的原则，也说明了他们力图超越旧模式——“思想上的帝国主义”——的努力。这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在这同时又以别人是否接受他们的新理论来判断别的“局中人”是否已经成熟，岂不又是一种“帝国主义”心态了吗？
三个成吉思汗？
■ 杨风华
伊斯兰文化、蒙古文化、儒家文化是东方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三大文化，对当今人类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也备受古今中外学者的重视。蒙古文化从大的方面讲是中国儒家文化的一支，但从其内涵来说，它与中国儒家文化有着根本的区别，同样一个成吉思汗，在伊斯兰文化、蒙古文化、儒家文化中，呈现出颇为异趣的三种不同的历史形象。
一、《史集》里的真主之剑
成吉思汗的孙子旭烈兀于1256年灭掉木刺夷国，征服了伊朗全境，接着，又于1258年攻陷巴格达，灭掉了伊斯兰教哈里发阿拔斯朝，在以伊朗为主的西亚地区建立了蒙古大帝国版图内的伊利汗国。在伊利汗国建立将近半个世纪时，旭烈兀的曾孙、第七代伊利汗和赞，为了让以成吉思汗家族为首的蒙古统治阶级的历史传诸后人，于伊斯兰教历700年（公元1300年9月15日~1301年9月5日）下诏让他的宰相拉施特编纂一部详细的蒙古史——《史集》。这是一部内容丰富、篇幅浩瀚的历史巨著，它包含有研究中世纪各国、各民族的历史，尤其是研究蒙古史、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史的大量有价值的资料。
拉施特与侍奉蒙古罕的许多伊朗官员一样，是个速菲派伊斯兰教教徒，他的《史集》里多次出现“真主”、“安拉”、“最高真理”等赞美成吉思汗的字样。在伊斯兰文化中，《古兰经》作为伊斯兰教法的基础，确立了法自真主意志而出的神圣立法思想，确立了真主的最高意志。统治阶级的言行作为真主的启示而为信仰者所必须接受，“凡属启示皆为必须遵行的主命”。因此，在他看来，真主就是神，真主的一言一行，无论善恶，都是神的“启示”，都是为他们这些教徒的幸福做出的。在《史集》第一部序言中，拉施特特别讲到由于亚伯拉罕遵照安拉在梦中的启示，决心将爱子杀掉献祭于安拉，安拉为了奖赏亚伯拉罕的诚心，便降富于他，让他的后裔繁衍出许多先知、圣贤、君主，以此来说明人们应该毫不动摇地相信神，只有这样子孙后代才能兴旺发达。
拉施特在其著作《史集》中用大量华丽词藻，不断地为以成吉思汗及其后裔为首的蒙古贵族大唱宗教赞歌，称成吉思汗是伊利汗国的“真主”、“最高真理”的执行者。他认为成吉思汗的所作所为都是真主意志的体现。“由于他身份的高贵，＇内在＇本性的精微，他像是一堆宝石中罕有的真珠，他高出于所有各民族之上，（使他们）置于（自己的）支配下和最高统治者的掌握之中”。同时，他认为成吉思汗所遇到的逆境是真主为了磨练他而特地设下的。“成吉思汗多次陷入逆境……而最高真理却（从这些逆境中）拯救了他，由于最高的主的意志早就安排下了要让成吉思汗成为世界的君主，便让他一点点发达起来，让他受尽千辛万苦，磨练他胜任重任的能力。”另一方面，他又用纪实的手法，把成吉思汗等人的所有行为毫无顾忌地记述下来。在这部史书里面，拉施特多次提到成吉思汗的军事行为及政策。
成吉思汗在围攻一个城市时，只要这个城市稍有抵抗，便会遭到成吉思汗的报复。成吉思汗在进攻不花刺城时遭到了抵抗，结果（突厥）里康人活下来的只有靠运气。男子被杀死了三万多人，妇人和孩子当了奴隶。当成吉思汗攻下花刺子模城后，恼于城内人顽强的抵抗，便将居民一下子全部驱到野外，从他们中间将数十万名左右的工匠分出来，押送到东方去。青年妇女和孩子们也被纳入了俘虏队，剩下的人则分配给军队屠杀。据史料显示，五万多蒙古兵每人分到了二十四人。在这种政策面前，守城者只有立即投降才能给以宽恕，而实际上这也远非都是如此。当成吉思汗屯兵巴里黑城下时，当地领导人物来到他那里请降，献上了各种食品、礼物。接着，成吉思汗的部队就以点数（人口）为借口，将巴里黑居民全部驱逐到野外，照例分配给士兵全部杀死。然后，他们破坏了城前的斜坡和城墙，放火烧掉房屋和街区，将巴里黑城完全毁掉了。在这里，成吉思汗是一个典型的草莽英雄形象。但拉施特并不这样认为，他认为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