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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群书2004年第01期-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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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书卷气的追求。现代书装艺术的作品,风格相当独特,与电脑时代的作品相比,不依赖技术的“朴味”与“拙气”带来了浓郁的书卷气。尽管每一位设计者都有独特经历和艺术特点所形成的特定风格,但无论是陈之佛(《东方杂志》)那种以复古图案为主的朴厚的画风,或是陶元庆那种富于神秘色彩的,以一幅装饰画为主体的设计,或是“钱封面”的雍容华贵、讲究匀称韵味,还是曹辛之隽永的诗意美,都体现了设计者对于书卷的理解与热爱。“读书是一种人在恬淡、平静的情绪之中的思维活动,设计者在封面上设置的色调、图案、字体要和这重氛围相协调,要寄作者之情,传书稿之神。力避一览无余”(曹辛之语)。也许正是这些设计者身上的多重文化成分为他们的设计注入了无尽的灵感与文化魂魄。“第一就是要养成爱书的习惯,同书建立深厚的感情;第二要和作家、诗人交朋友,了解他们的创作思想、艺术见解,为自己设计作良好准备;第三要不断地提高自身的文字修养和艺术素质,做到眼高手高。这三点讲起来很简单,做起来是比较难的,特别是第三条。”这是曹辛之先生对于装帧工作后来者的反复叮咛。
  当代书籍装帧作品的千人一面或是俗滥的口味,往往并不是因为技术的问题,问题的关键恰恰是偏于用手,短于用心。在艺术意境和风格上取得成功的优秀书装作品,首先应体现美术家明确、成熟和设计思想,其次是笔墨色彩或艺术技巧。“要写文章表彰苦求书卷气与民族个性的书与画,让读者接受。批评一些虽有才气却追求豪华而不顾读者负担,以繁琐纤弱为美的人,批评单纯模仿日本工艺,港台市民趣味,滥用美女照片的庸俗之作。”(曹辛之)要爱书,要和作家交朋友,要不断地提高自己的修养。曹辛之先生一生设计的多为普通平装本,讲究画面安排,注重色彩的运用,设计中从不过分追求色彩,而是强调应多带一点“书”气。强调书籍的意境美、装饰美和韵律美,所有这些都要求同民族性、时代性结合,也蕴涵着他对装帧设计形式美的不断求索。时至今日,他所代表的装帧技法也逐渐与时代相脱离,但他所倡导的对于优秀书装理念的彰显以及对中国书装艺术特有之美的身体力行地追求,都值得推崇与借鉴。
  最后还是让我们欣赏一下诗人为自己的诗作《最初的蜜》所设计的书装。对于作者而言,这是一段青春的回忆、一生梦想的结品,也是最能理解这位“画书皮子”的诗人曹辛之的文本与图本。在他的设计中,抛却了长时期来片面强调节约纸张,将书籍排除在艺术品之外的偏见,强调书籍装帧是独立的一门艺术,承认文本的独立个性,尤其是诗歌这种充满了形式美感的文体,反对版面过满过密,精心营造书页之美。从包封、环衬、扉页、目录到版权页,无不经过精心设计,开本、字体甚至标点也有细致的安排。
  记忆给我们带来慰藉,
  把捉一线光,一团朦胧,
  让它在这纸片上凝固。
  凝固了你的笑,你的青春。
  生命的步履从这里
  再现,领你来会见自己。
  ——曹辛之《题照相册》1949年初
  这些记忆包括哪些呢?爱情的甜美,青春的梦痕,那些记忆深处的笑声与时光不仅凝固成短笺与诗行,更留给读者一种美感的体验,“领你来会见自己”,不仅读懂了作为诗人的“他”自己美,更懂得了读者心中那个对美有所领悟的“我”自己,这其中似乎也蕴涵他从事书籍装帧实践的领悟与心得。
  如果说,这些探索是对中国回忆的文化追溯,无疑将是二十世纪最美丽的收获之一。
  ((《九叶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曹辛之装帧艺术》岭南美术出版社1985年版;《艺术之子:曹辛之——曹辛之(杭约赫)纪念文集》天津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歌名,还有歌中的慷慨,都让人联想起唐朝边塞诗人为我们描述展现的昂扬情绪和明朗图画。但是,细细品味,似乎又不尽然。岑参、高适乃至李白、王维,他们笔下渲染的那份豪情主要是个体生命建功立业的书生意气。“长安少年游侠客,夜上戍楼看太白”,这里的英雄主义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功利主义或功名主义。
  《出塞曲》所唱与此不同。
  “请为我唱一首出塞曲/用那遗忘了的古老旋律/请用美丽的簪缨轻轻呼唤/我心中的大好河山。”这里找不到“人生志气立,所贵功业昌”的自信潇洒,有的是一份孤怀独往的坚定执着。当然,这也是一种英雄主义,只是它的基础主要是理想主义。
  我是在出租车上偶然听到这首歌的。蔡琴略带沧桑的歌喉和窗外的萧萧落木与歌曲的调子十分吻合,使人沉人怀想。“美丽的簪缨”在脑海里时隐时现,挥之不去。作为壮怀激烈之作,这个意象虽贴切美丽,但较之“秋霜切玉剑,落日明珠袍”,“登车一呼风雷动,遥震阴山撼巍巍”毕竟单薄了点。这也是无法苛责的,“男儿本自重横行”的背后,原本是要有昌隆的国势以及国人对本民族文化的信心作为支撑的。中国近代备受摧折,读书士子倾心西化,李白岑参复生今日,恐怕最多也只能成为陆游,甚至不免要英雄气短了吧!
  但是,我还是强烈感觉到《出塞曲》与边塞诗词相同相通的精神气质,爱国——对文化,对河山有一份责任和担当。
  “那只有长城外才有的清香/莫说出塞曲的调子太悲凉/如果你不爱听那是因为/歌声中没有你的渴望/而我们总是要一唱再唱/像那黄河千里闪着金光/像那狂风呼啸过大漠/向着黄河岸那阴山旁。”
  究竟是谁,基于怎样一种感受,写下了这些令人怦然心动的句子和旋律?每当听到这里,我都不禁要这样问,这样想,直到认识了陈昭瑛。
  陈是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新儒家代表人物徐复观先生的女弟子。她近年工作重点在台湾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其对儒家思想在台湾近现代的启蒙及反对日本殖民运动过程中地位作用的阐释引起了广泛关注。众所周知,民进党的理论家们正是采取论证儒学与现代性不相容和指控儒学为殖民文化这两种叙事策略,以切断大陆和台湾在文化上的联系,为其台独主张张本。事实上,我正是通过阅读这方面的论战文字先熟悉了陈昭瑛之名,并油然而生“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之叹。
  真正见面是在澳门。“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的研讨会,话题敏感,有学术性,也有火药味。她的发言指向了郭正亮,东吴大学政治学教授,民进党宣传部长。我已记不起当时的论题,只记得听着听着,突然眼前一亮:她不正是那歌者,作者,不正是那《出塞曲》歌中的主人翁?儒家立场,“唐裳”衣着,一切的一切似乎都表明,在这个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的龙的传人的聚会中,没有谁比这位来自台湾嘉义的女子更中国。
  “是吗?我可什么都不知道。”我知道台湾的学者都挺忙,陈昭瑛尤其如此。“回去找来听听,我儿子可能知道,”她说,“我这样的人,台湾挺多。”  那里有文化复兴运动,有徐复观这样的学者,只是已经过去很久了。所以,我有点相信,又有点担心。
  整整一年过去,收到她新出的《台湾儒学》一书,很是高兴。但打开夹在书中的短签,我的心情又变得沉重起来:“近况可好?台湾选举结果想必您已知道,未来的四年在台湾的中国文化保卫战将更为艰难。朋友们都非常忧心,有的已准备当遗民。”
  默然。
  歌声又起。
  美丽的簪缨又开始在脑海飘荡,挥之不去……


文人的品位
■ 何家栋
  “大快人心事,秋雨输官司。”这不是幸灾乐祸,而是赞赏法不阿贵的精神。通过法律程序来解决文字纠纷,比过去以长官意志、行政手段来定是非,是历史的进步;如果当年用法律手段而不是用政治手段“铲除毒草”,就不会制造出那么多文字狱,在反胡风、反右派,乃至“文化大革命”中,不少人或可免于因言获罪。但是,本来是说理斗争,一变而为斗法,动用惩罚手段,又未免大煞风景。法院判决余秋雨败诉,自有保护言论自由的意义,这是实现宪法保证的又一件新政。
  青年评论家萧夏林编过一本《秋风秋雨愁煞人》,给这位大师鼻梁上抹了一点白粉,无非要他忏悔之类,但也无伤大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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