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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在中国现当代文化史上的巨大贡献之一是他完成于1921年的《红楼梦考证》以及发表于1928年的《跋（红楼梦）》，这些作品“以科学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和科学的方法，将《红楼梦》的研究引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孙，227），从而有力地遏止并在很大程度上推翻了盛极一时的索隐派红学的种种谬说，为新红学奠定了基础。尽管一些具体结论不断受到质疑甚或被否定，但是，胡适所提出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法却具有库恩所说的“典范”的意义。
俞平伯正是在老师胡适和好友顾颉刚的直接影响之下，走上了研究《红楼梦》的道路，于1923年4月出版了著作《红楼梦辨》，从而成为新红学的三大创始人之一。二十多年之后，《红楼梦辨》经过修改定名为《红楼梦研究》于1952年出版，受到广泛欢迎，接着又在1954年3月号的《新建设》上发表了《红楼梦简论》一文。两位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李希凡、蓝翎由于非常偶然的机缘萌发了就《红楼梦简论》与俞平伯进行商榷的冲动和激情，于是写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然后，在询问《文艺报》通联组而未得到回音的情况下，他们将稿子寄给了《文史哲》，结果于1954年9月1日在该刊上发表，不久即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江青曾先后两次到《人民日报转载。10月10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栏发表了李、蓝合写的另一篇文章《评（红楼梦研究）》，结尾部分不经意地提到了胡适。这篇文章立即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他于10月16日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提出李、蓝的两篇文章“是三十年多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这封信表明了毛泽东要在文化领域发起一场思想政治运动的决心，而且矛头直指胡适，目的是将1952年初终止了的批判胡适运动继续深入下去，从而清除胡适思想对知识分子的巨大影响，更加广泛地普及马克思列宁主义。可见这场运动一开始就具有“《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与“胡适思想批判”“合二为一”的性质（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三联书店1997年版）。
毛泽东的信对中央高层领导及文艺界主要负责人公开之后，1954年10月23日、24日，《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钟洛的《应该重视对（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的批判》及李希凡、蓝翎合写的《走什么样的路》两篇文章，正式拉开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序幕，随即进入高潮。
在一系列批判活动中最著名也是最有代表性的一次是，11月31日至12月8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国作家协会召开的八次扩大联席会议，它从九个方面确定了“胡适思想”批判的具体规划，即从哲学、历史学、教育学、语言学等诸多方面彻底地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影响。此后，从1954年12月底至1955年3月，又相继召开了21次批判胡适思想的会议。1955年3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充分肯定将批判运动扩展到各个领域中去的做法；8月，又揪出冯雪峰、丁玲、陈企霞等人的“反党集团”。 从1954年10月16毛泽东写“信”开始，至1955年12月中共中央批发作协党组的《报告》为止，轰轰烈烈的批判运动持续了一年又二个月的时间之后告一段落，余响则延续至五十年代末。历史沿着自己的轨迹走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1956年。
1955年3月至1956年4月，三联书店共编辑出版了8辑《胡适思想批判》的“论文汇编”，加上其他报刊杂志发表的各类批判文章，总字数达三百万字以上（孙，273），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研究资料。
平心而论，作为有独立思想的学者，胡适在国共两党之间进行人生选择；作为充满理想和激情的年轻人，李希凡、蓝翎写文章与名家俞平伯进行学术商榷；作为《文艺报》的主编和主管文化宣传的领导，冯雪峰、周扬等人对李、蓝文章进行符合程序的处理；作为国家领袖，毛泽东鉴于形势的需要发动整顿文化思想界的政治运动，这些似乎都无可厚非。
可是，历史总是喜欢与人开玩笑。上述种种“无可厚非”的事件凑在一起，却产生了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使本来正常的学术活动异化为一场不可思议的政治运动。“运动”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至少包括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第一，政治粗暴地干涉学术，使代表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群体不仅失去了说话的自由而且失去了不说话的自由；第二，在特殊的环境之下，一些知识分子失去了应有的良知而充分表现出入性的弱点和丑陋——明哲保身、投机取巧、人云亦云甚至假公济私、挟嫌报复、深文周纳、自相戕戮，这两个方面都为后来的“文革”开了风气。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轰轰烈烈的批判运动是学术、政治、人性的三重悲剧。
有学者指出，明代嘉靖朝的“大礼仪”，万历朝的“争国本”，泰昌朝的“红丸”、“移宫”等一连串的“案”，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官僚集团内部争论不休这一行为近期与远期的破坏性，尤其是对士子本身的精神伤害和对社会风气的毒化（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第一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1954年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表面上遭受批判和打击的只是胡适、俞平伯、冯雪峰等有数的个体，事实上遭受重创的却是“士风”和“世风”。就事论事，如果客观上社会能多一些学术和政治的自由，主观上有关人员能多一些儒家先贤提倡的“自省”、“恕道”以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倡的实事求是精神，“悲剧”或许可以避免，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对一些当事人的侮辱和伤害，自然也就减轻了对士风和世风的“毒化”。
当然，政治上的是非曲直是另一个问题；一些关于《红楼梦》的具体问题的讨论也自有其学术价值，这些都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辨明的。这里，我要强调的是，作为普通的学者、作为普通的人，哪怕面对外在的迫力，我们怎样才能保持起码的学术良知和做人原则？事实上，“即使批判胡适运动的高潮中和高压下，坚持不肯公开表态说话写文章的也不乏其人”（胡明《胡适评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而在批判过程中，老舍的“与人为善”，臧克家的“平和”（孙，133），启功的“谦虚”（孙，168），杨晦的“厚道”，浦江清对俞平伯的“尊重”（孙，171），陆侃如的“自我批评”，吴组缃的“为俞平伯说好话”（孙，188），茅盾对俞乎伯的“回护与同情”，何其芳对俞平伯的“关心”（孙，203），尤其是俞平伯对胡适“不忍骂”（孙，301）、王伯祥陪俞平伯“赏菊”“饮酒”（孙，201）等等，无疑在不同程度上显示了人性的高贵和“儒林”的正气，足以让那些“假公济私、挟嫌报复、深文周纳、自相戕戮”者汗颜，也为我辈树立了榜样。面对见仁见智的学术论争以及种种紧张的人际关系，我们或许应该多一些历史的反思，并不妨呼吁宝钗式的处世之道——开放的胸襟、宽阔的度量、持平的恕道等等。
1954年由《红楼梦》研究引发的批判运动早已成为历史，它留下来的不应该只是那三百多万宇的文字资料和相关人员不堪回首的记忆，而应该成为我们从政治、学术、人性等各方面进行反思和研究的典型个案；《红学：1954》在反思和研究的道路上走出了扎实的第一步，希望而且相信有更多的学者“接着往下说”。
（《红学：1954》，孙玉明著，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11月版，35．00元）
温润洒脱的学术之旅
■ 秦燕春
如同该书《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