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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第5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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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虽然柳传志觉得“因为有病,这样做还是很体面的”,但显然联想无法离开其而独立生存。这是柳传志表达其意愿之手段。他说:“如果……公开冲突就实在太不值得,我很了解你的脾气,你也知道我的脾气,结果是越陷越深,最后公司分裂,那是非常可怕的事,对我来说,就更可悲了,因为我历来很想将事情看透,我和你莫名其妙地发展成一种恶性关系,到底是为什么呢?” 

  柳传志说:“我真的不知道是为什么?”尽管与柳传志有10年交情,但倪光南显然不了解柳传志,他不知道柳传志是那种遇柔则柔遇刚则刚的人。多年后他才知道,柳传志给他写完那封信后便已做了决定。“如果他不理我,还胡闹,我就做彻底崩的准备。他果然就不理我,果然该怎么着,还怎么着。我生病,李勤主持开会,会照样开不成,他在找各种各样的茬搅和。” 

  柳传志自以为如果倪光南回信他尚可与其沟通,但历史不能假设,倪光南不可能重新回到1994年做新的选择。历史学家说:“在生命中,我们似乎遇到无数做决定的机会。但后来再回顾时,每一转折其实都只有一座桥,选择缩小到要不要走过去。个人的倾向已由若干因素来决定,无法由自己全然控制。”[10] 
  看似宿命的结论事实上将柳传志这悲剧性的一生做了总结,而在他“心中永远的痛”的骨节上,他似乎也别无选择。他的性格决定了他的命运,有一次他说:“我总体上给人感觉很好斗,不吃亏,原来我爸爸老早跟我说到,让我外圆内方。我就是外面太方,不肯吃亏……” 
  一个月后,6月5日,倪光南要在上海建立大规模集成电路设计中心,柳传志最后时刻否决其提议,10年来第一次对他说“不”,使倪光南感到空前的伤害。 
  柳传志给吕谭平和倪光南写了个便条说,他已向倪光南表达过自己的意见:板卡是长期业务方向,所以建立设计芯片开发中心,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是应该积极推进,但联想是企业不是研究所,所以做这件事大体要具备有销售市场、能引进最先进技术、有得力的管理人员和管理形式、有资金条件和高水平开发人员4个条件。柳传志说上述4条缺一不可,目前条件尚不具备。 


曾经局中人:倪光南(4) 

  “请吕总再认真考虑。我本人意见不同意仓促合资,最起码要对问题有一个明确的解决方向后,再考虑和上海进行形式上的紧密合作方式。” 
  多年后倪光南颇为心酸地对一位来访者说:“柳传志10年里面第一次向我说‘不’,是以便条的方式,没让我下不了台,没得罪我,没开会否定我,他可能是怕伤我,别人不知道此事。”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10年说一个‘不’,可以了,只是散伙的形式不好。”“这个‘不’以后,永远都是‘不’了,不会再有‘是’了,也可以了,10年得一知己也不易。我离开可能是销售的大解放,但绝对不是开发的大解放。一个人走,会有一点影响,但是公司整体不会有影响。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11] 
  他们的矛盾因之开始激化,柳传志曾经感觉李勤“麻木”,现在他终于知道李勤的愤怒为什么那么容易爆发了。他要撤换财务总监,倪光南威胁他“你要是这样做,我永远和你没完”;他因为程控事业部亏损严重而不同意倪光南将其改为子公司,倪光南便指责他不能提拔年轻人、不肯放权;柳传志对其提议无动于衷,倪光南便要“坚决和你干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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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5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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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54节 
作者: 迟宇宙 
         
  倪光南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能量,尽管他在总裁室中获得了少量的支持,但那些力量只能在1993年抗衡李勤,在柳传志面前则不堪一击。柳传志懂得如何利用民意来摧毁联想内部的贵族力量,使其变得毫不足论。 
  柳传志要削弱倪光南很简单。6月,柳传志出院第一件事,就是讨论确定联想议事规则,讨论清楚,多大的事情总裁定,什么事情集体讨论。柳传志摆出了自己的意见,大家表示同意。倪光南在会上和柳传志吵了起来,倪光南称,“应该董事长说了算,董事长是法人代表。柳传志你这样做违反《公司法》”。这是柳传志和倪光南第一次在会上正面冲突,两个副总裁吓得哭了起来…… 

  倪光南以前的意见都能通过,那是因为他是通过柳传志来做的,当柳传志不同意的时候,没人能同意他的意见。倪光南突然发现自己什么事也做不了。[12] 
  多年来,倪光南始终是联想制度的一个楷模,他以为联想宽阔而又均匀,可以使自己任意驰骋。他忘记了联想是一个公司,忘记了1994年已经不再是1984年,邓小平南巡都已经两年了,市场经济的提法都甚嚣尘上了。企业家不再是“个体户”,科学家也不再是“神”,他们的位置即使未发生颠倒,也已然不复从前了。 
  柳传志后来说:“倪光南当时有个错误估计,就是认为联想没有他不行。但没有他我也能成,他就开始到院里告我。院里做了一番调查,老倪挨了8棍,我挨2棍,当时我内心实际上是不平衡的。既然调查了我总要有点缺点吧,后来我就说,是不是我个人意见太第一了?其实我一点都不个人意见第一。真到我要动手的时候,他有什么还击能力啊。” 

     出局 
  倪光南开始不停地告状。他要坚决和柳传志干到底,要告倒柳传志,只有这样他才可以重新获得扳平比分的机会。他此前对局势的分析出了问题,现在他似乎决心再搏一次。然而,这一次他又输了。他的输导致了他的彻底出局,这是联想史上最重要的一次人事风暴,也是最长久的一次,对以后的影响也最深远。 
  柳传志以倪光南的出局确立了自己在联想意识形态的立场,其立场经过综合,则为“贸工技”。实际上这是他将多年经验的扩展之后又延长,以利于联想蓄积与跨国巨头对抗的种种理论与实践的资本。 
  联想有很多信条,既不出于柳传志也不出于李勤,而是出于一种习惯形成的道德约束。柳传志的很多讲话所暗示的意识形态,其根源出于中国典籍中的传统智慧,其谋略的部分一面得益中他的聪明,一面又得益于他的学习能力。正是这些聪明与能力使他挪开了倪光南,开始在早已夯实了的泥土上狂奔。 
  倪光南出局于1995年6月30日上午9时。那一天的中关村科学院南路10号联想集团总部六楼会议室里坐满了200多位联想中层以上干部。他们屏气凝神,忐忑不安。只有少数人知道马上要发生什么事,多数人只是感到气氛不对,又不敢随便乱问。刘韧描述当日场景说:“会议室主席台仅摆了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大家全坐在台下,柳传志坐在这边,倪光南坐在那边。” 

  曾茂朝主持会议。他面无表情地走上台说“会议开始”,便将话筒交给了科学院代表李致洁,后者将宣读《关于联想集团领导班子出现分歧的情况通报》: 
  “1994年初,倪光南同志认为联想集团内部管理方面存在问题,提出了关于决策、用人、1993年公司效益滑坡等方面的意见。1994年夏,倪光南同志把公司改变财务总监职务人选的决定,认为是一种对年初提意见人的打击报复,进而对资金运营等问题提出了怀疑……” 
  “今年4月双方在技术中心的管理和运行模式以及其他一些工作安排方面,重又发生分歧,而且趋于公开化。接着,柳传志同志向院说明了他在管理上的原则;倪光南同志也不断向院反映他的意见,逐步升级,又提出了涉及柳传志同志经济方面的重大问题的怀疑,并要求在中层干部会上公开二人的分歧,调整联想的领导班子。在此情况下,柳传志同志向董事会和院领导写了信,向公司级干部写了公开信,表示不能继续与倪光南同志共事。” 


曾经局中人:倪光南(5) 

  科学院的《通报》说分歧主要表现在:一、公司怎样进行研究开发?二、研究开发怎样立项?最后由谁拍板?三、资金运行有没有问题?四、内部机构调整。 
  “倪光南认为柳传志做很多事不透明,院里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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