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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好莱坞式的戏剧性景象：一方面作家在重构与大众的文本蜜月，一方面批评家在不停顿地控诉这种努力。在这场诉讼中显然只有一个裁决者，那就是大众。这个价值陪审团将运用市场原则，对这个作家的〃生死〃（用港台流行的术语说，就是〃走红〃还是〃过气〃）作出终极判决，而这一判决的结果已不言而喻。事实上，已故的中国领导人毛泽东早已对此作出了非凡的预言。
余秋雨：抹着文化口红游荡文坛煽情主义的话语策略
为了在阅读者那里引起必要的市场价值回响，选择恰当的话语策略，已经成为后资本主义时代言说者的一项基本技巧。这种策略包括：① 确立具备市场价值的话语姿态（这个过程是内在的）；②寻找大众关注的文化（历史情结）母题；③寻找大众热爱的故事或（事件与人物）模式；④采纳高度煽情的叙述方式，等等。几乎没有任何当代畅销作品能够逾越这个市场策略框架。
在《文化苦旅》中，我们可以透彻地看到书写者所采用的话语策略。基本母题是经过历史鉴定而永垂不朽的，那就是一种浸透着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的传统〃爱国主义〃（也即〃民族主义〃，这正是该书发行时面临的一种流行思潮），而后在这一母题的引导下进入深度操作的层面（这点我将在后面作进一步阐释）。
第一篇〃道士塔〃是一个奠定民族主义基调的重要篇章，它确立了整部书的话语（价值）姿态：王道士以他的无知和贪婪出卖了中华文化的瑰宝〃敦煌石窟艺术〃珍品。这种道德化的母题和〃故事〃完全符合大众的〃民族主义〃走向。不仅如此，书写者还使用了一些煽情主义话语记号来强化这种戏剧性的效果。
〃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王道士只是这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一位年轻诗人写道，那天傍晚，当冒险家斯坦因装满箱子的一队牛车正要启程，他回头看了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正在滴血……
〃（在王道士用石灰粉刷壁画和按一个农民的趣味〃修改〃雕塑之后）今天我走进这几个洞窟，对着惨白的墙壁、惨白的怪像脑中也是一片惨白。我几乎不会言动，眼前直晃动着那些刷把和铁锤。〃住手！〃我在心底痛苦地呼喊，只见王道士转过脸来，满眼困惑不解。是啊，他在整理他的宅院，闲人何必喧哗？我甚至想向他跪下（朱按：〃跪下〃这个词用得耐人寻味），低声求他：〃请等一等，等一等……〃但是等什么呢？我脑中依然一片惨白。
〃偌大的中国，竟存不下几卷经文！比之于被官员大量糟踏的情景，我有时甚至想狠心说一句：宁肯存放在伦敦博物馆里！这句话终究说得不太舒心。被我拦住的车队究竟应该驶向哪里？这里也难那里也难，我只能让它停驻在沙漠里然后大哭一场。我好恨！……〃
〃伤口〃〃滴血〃〃下跪〃〃恳求〃乃至〃哭泣〃，所有这些意象或独白都展示了一种露骨的煽情技巧。尽管它从文学技巧上看相当笨拙，但在中国的读者市场却是双重有效的，它既点燃了读者的历史怒气，又使之产生了对作品乃至书写者的无限钟爱。这样的例子在余文中俯拾皆是。
审视余文的基本母题，从往事怀旧（对家乡、童年、老师、故人的缅怀）、历史文人和王朝（官吏）的恩怨关系、到百姓耳熟能详的民间传说、著名的风物掌故、地理，均已包含煽情的内在语法。文人的怀古幽怨、现实感伤、古典雅趣和爱国胸怀，最终都汇入了大众的价值关怀的博大江河。迷离的历史在这里被现实化和通俗化了，或者说，封闭的历史在新的诠释下重新向大众开放。经过情感包装的技术处理，最终成为图书市场的畅销商品。
这种情形在台湾和香港已经有过相似的先例。除了柏杨的撰写的中国通史，还有南怀瑾古代典籍的现代诠释版、以及各种通俗的古代思想的〃简体字版〃或〃漫画版〃等等。但是，在许多人看来，这种市场化的策略还不够彻底，因为它们仍然存在着某种阅读障碍。一个纯粹理性的历史文本，无论怎样利用现代大众话语，均难以彻底解决这一问题。
只有余文和少数几种文本击碎了这最后的壁垒。只有它成功地利用历史随笔与情感化的叙述方式，引发了大众的阅读回响。尽管人们并未从这些历史诠释中获得新的概念，但封存在历史中的传统价值和现代生活的断裂，获得了某种修复；旧式文人的理想、趣味和面容遭到了大众之手的亲切抚摸；而最终，所有这些破碎的历史掌故的花瓣，均温柔地漂浮在民族主义的池沼之中，编织成了汪诗式的诗意图景。那么，在一个所谓〃建构大中华文化圈〃的大汉民族主义思潮中，余文受到台湾、新加坡（香港有所例外）乃至世界各地华人知识分子读者的响应和鼓掌，便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即便如此，据余秋雨在《文化苦旅》的〃后记〃中记载，仍然有出版商认为余文尚不够〃通俗〃和〃轻松〃〃很难成为在每个旅游点兜售的小册子〃，故决定作〃大幅度删改〃，幸而得到了及时拯救。我不认为这个〃插曲〃可以用来证实余文的不够〃通俗〃，相反，它只是一次市场消费定位方面的技术分岐而已：究竟是把它当做实用旅游指南，还是当做普遍适用的日常精神生活导引。毫无疑问，后者能够更好地在市场运作中实现余文的文化价值。我也不同意作者在这篇〃后记〃中之所言，此书的出版只是〃一种侥幸〃，恰恰相反，它充分表达了文化消费市场的热切愿望。
余秋雨：抹着文化口红游荡文坛行走在苦难和甜蜜之间
但是，在给予余文的市场化以必要的赞扬之后，我还是要对其作出适度的批评，即它在市场化的包装上存在着〃媚俗〃过火的问题。它太过矫情。无论是《文化苦旅》还是《山居笔记》，均未摆脱这一情感和言说的双重矫饰。
再以〃王道士〃一文作为例子。由于爱〃宝〃心切，书写者竟打算给道士〃下跪〃，而为了敦煌经卷的一次亏本的〃出口贸易〃，书写者想为此〃大哭一场〃。用如此的〃过激〃言说来进行煽
情，尽管不免有做作之感，却颇能显示余文的风格。
这种过度的煽情话语，在《苏东坡突围》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延续：
〃贫瘠而愚昧的国土上，绳子捆扎着一个世界级的伟大诗人，一步步行进苏东坡在示众。整个民族在丢脸。〃
这是动辄上升到〃民族高度〃进行煽情的范例。苏轼遭到告发和逮捕，这首先与〃贫瘠〃和〃愚昧〃无关（他无非是险恶的官僚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而已），其次与〃民族〃大义无关。试问：余文的〃民族〃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是宋代的汉民族，还是今天的所谓〃中华民族〃？苏的被捕究竟丢了谁的脸面？谁又在〃民族〃之外进行了文化或道德注视？或者说，民族的〃脸面〃又是怎样一种价值尺度？然而，毫无疑问的是，正是这一陈述所包含的道德力量，点燃了人们对〃差官〃以及昏君的仇恨。同时，旧式文人的尊严，在这个叙述和阅读的时刻里获得了短暂的实现。
〃小人牵著大师，大师牵著历史。小人顺手把绳索重重一抖，于是大师和历史全都成了罪孽的化身。〃
《苏东坡突围》
这是动辄上升到〃历史高度〃的另一个例子。必须注意余文使用的〃小人〃概念。它是一个非常道德化的传统语词，其煽情级数在汉语文史上与〃君子〃和〃良知〃（后者是余文的另一个基本术语）完全一致。
如果〃形而上〃是余文所〃特有〃的煽情技巧之一，那么另外一种技巧更是屡见不鲜：
〃我是个文化人，我生命的主干属于文化，我活在世上的一项重要使命是接受文化和传递文化。因此，当我偶尔一个人默默省察自己的生命价值的时候，总会禁不住在心底轻轻呼唤：我的老师！我的学生！我就是你们！〃
《千年庭院》
〃她们作为海南女性的目光，给森然的中现代史带来了几多水气，几多温馨。〃
〃……猎物回头了，明眸皓齿，嫣然一笑。
嫣然一笑，天涯便成家乡。
嫣然一笑，女性的笑，家园的笑，海南的笑问号便成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