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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领域。
江其务（2002）指出，我国金融组织结构优化的关键在于通过准市场组织的发展，促进合作竞争提高对古典竞争的替代，以机构间的混业合作为混业经营做好准备，通过业内整合，形成寡头集团的基础上，培育我国混业金融寡头集团。江其务进一步指出，改革国有商业银行制度，建立起多种金融机构并存、功能互补、协调运转的机制，打破国有商业银行的行政性垄断格局，真正形成基于竞争效率的市场性寡头主导的金融业组织结构。除了稳步推进混业经营之外，为了与新经济的小型化、个性化特色接轨，应该注重发展低交易成本、具有产权结构优势、市场效率优势、信息优势和灵活经营的民营商业银行。而这一切，均需要以隐性担保的消散为前提。
从产权改革的角度来看，国有银行的产权改革是一个长期争论的重点。从最新的论述来看，刘伟、黄桂田（2002）批评了SCP 范式，认为银行业改革的方向是产权结构改革而不是市场结构改革。运用SCP 范式分析我国银行体系重构存在严重的缺陷：一是该理论主要运用经验统计和回归分析，所用的资料不具有一般性，不仅缺乏理论基础与逻辑上的一致性，而且忽视了银行业与其他产业的区别。二是其政策涵义不准确，反垄断的认为政策不应该以是否影响竞争为目标，而应以是否影响效率为目标，竞争程度与小之间并不一定具有正相关关系。同时，放松市场准入条件，所生成的小银行是否有竞争力呢？熊彼特（1937）认为，大银行在创新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而小银行则不能成为创新的推动者。Lawrence S Ritterand Williams L。Silber（1991）指出，美国大量的小银行无法应对不断变化的经济活动，受其规模限制不具备创新能力，也不可能实现成本最优化。它们不是市场自然进化的结果，而是认为的反分支机构法案使得它们逃避了市场竞争。如果不是相关法案的保护，如此众多的小型银行的存在是不可想象的。米建国、李扬、黄金老（2001），李扬、黄金老（2002）认为依靠增加激励的商业化改革已经走到了尽头，必须对国有银行进行产权改革，提出了国有银行产权多元化的政策建议，并试图论证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的可行性。李扬（2002）指出，国有银行上市不能考虑部分上市的方案，一定要整体上市。相对于国有银行私有化的建议，这个观点比较温和。
六、银行的风险和代理成本
（一）基于风险的考察
银行自身的高杠杆具有很高的风险特征，而且这种风险是内生的。D。W。Diamond andR。G。Rajan （2002）解释了金融脆弱性可能是因为金融体系创造流动性和信用的必然结果。他们用模型清晰显示银行的非流动资产与流动性负债之间的联系，并显示银行在创造流动性的同时创造了风险。Anil K。Kashyap ，Stein and R。G。Rajan（2002）做了类似的工作，他们的模型显示，存款需求与贷款承诺中均存在协同效应。换言之，只能通过破坏银行自身的功能才能消除脆弱性，获得绝对的安全。Jun…Koo Kang and Rene M。Stulz （2002）也对银行对经济的作用进行了评价，他们指出，日本公司与银行之间的关系已经失去了价值，当银行出现困难的时候降低了公司的投资水平。这种关系不是可反复的因果关系，即并非企业出现投资能力下降而导致银行危机。这与冰岛完全不同。在冰岛，银行与企业之间是因为企业出现了问题而导致银行的危机。Takeo Hoshi and Kashyap （2002）对日本的银行危机做了详细的研究，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并指出日本可能会在2005年之前实施银行国家化，以提供足够的流动性。Edward J。Kane（2002）提出，近年导致全球市场不稳定的银行危机是无效的银行监管造成的。银行风险和银行危机不仅导致银行本身破产，还会导致大范围的支付危机。这在历史多次的银行危机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证明。银行部门的风险释放过程，会导致整个经济运行的全面衰退，这是银行风险外部性的表现。
银行风险与银行规模呈反相关关系。这是因为银行危机最直接的表现形式是流动性危机，而流动性创造的功能主要于规模正相关。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规模越大的银行具有越强的风险吸收能力，但随着规模的增大，风险控制能力的增加逐渐减小。Matutes and Vives（1996）提出了规模与风险存在反向关系的假设，并探索了这种环境下的最优。另一个例子是罗切特和蒂罗尔（1996），发展了一个互助银行监管模型，以研究“太大而不能破产”的银行教条。
Krishna B。Kumar，Raghuram G。Rajan，Luigi Zingales （1999）通过区别“技术性的”和“组织性”的规模增大机制，对15个欧洲国家的企业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当面对着巨大的市场时、官方支持时，企业规模较大。从行业来看，资本密集行业、高工资产业和需要巨型的R&D 的企业、不需要外部融资的企业均具有很大的规模。从国家层面来看，国家司法体系的效率高的国家，企业的规模大。与制度相关，并没有发现证据证明企业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有明显相关性＇6＇。显然，银行属于典型的资本密集型产业，银行规模大型化也得到了经验证据的支持。但就银行规模大型化，以及资本密集型企业的大型化的动因中，仍然没有权威的理论。对Diamond 基于创造流动性的考察进行推导：既然银行体系要通过制造风险的方式制造金融功能，那么就必须通过一种非技术性的组织策略来降低风险。＇7＇艾伦、盖尔（2002）指出，合并银行的好处之一是将不对称信息内部化，从而可以更有效地提供流动性。所以，一个拥有很大数目的相对较小的银行系统可能比一个只有几家大银行的银行部门更容易导致金融不稳定。当然，在考虑银行系统的时候，这不仅与单个银行的规模相关，而且与银行体系的结构和银行之间的相互竞争有关。
熊彼特（1937）认为，银行的规模越大，越具有创新能力。这是因为其抵御风险的能力越强。从银行创新的角度来看，大量的创新均是增大银行自身的风险，例如NOW 账户，增大了资产负债表风险。同样，也只有大银行才能发售高风险的衍生品，例如卖出看跌期权。企业创新的基础是人力治本，银行创新的基础是规模。这正是基于银行与一般企业的特殊性，银行需要首先控制自身的经营风险而扩大规模，进而才可能在规模上升后进行工具创新。
（二）两种代理成本
现代企业理论认为，企业是一系列合约的联结（nexus of contracts）。企业治理结构其实是各生产要素所有者通过一系列合约所形成的彼此间相互制约的关系，这种关系决定了对企业资源的控制权以及剩余索取权的分配形式。资本所有者是企业治理结构中不可或缺的利益主体，决定资本所有者究竟是股东还是债权人的融资方式，也就成为影响企业治理结构的关键因素之一。Aghion和Bolton（1992）认为，融资结构的选择其实是控制权在不同证券持有人之间分配的选择，最优的负债比例是在该负债水平上导致企业破产时将控制权从股东转移给债权人。Hart（1995）指出，关键问题是设计出合理的融资结构，以限制经营者的机会主义倾向。
在股东治理结构框架下产生了两个层次的委托…代理关系。这种所有权与控制分离的治理结构，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代理问题，导致“股权代理成本”。Jensen和Meckling（1976）系统地阐述了股权代理成本的含义，指出所有者在治理结构框架内对企业资源的控制可能由于代理问题的存在而受到削弱。影响股东控制权程度的主要因素有：1、监督成本的差异。有效监督代理人的监督成本越高，股东对企业的控制权越小。一方面，很大的监督成本意味着监督的难度很大；另一方面，监督成本越高，小股东越是缺乏监督的积极性，越有可能选择“搭便车”的策略，从而越有可能降低大股东的监督积极性。监督成本的大小与股权集中程度有关。2、股东差异。从性质上区分，股东包括个人股东和机构投资者。股东差异也是影响股东控制程度的重要因素，相对于分散的个人股东而言，机构投资者具有能力上的监督优势以及更高的监督积极性，Fama（1985）认为银行如果成为股东，将是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