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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宁为范汪之子。范汪六岁过江，依外家新野庾氏。《范汪传》谓汪“善谈名理”，但这只是范汪干谒求进的一种手段。范汪一生行事，全在崇儒。《世说新语·排调》“范玄平在简文坐”条注引《范汪别传》，谓汪“通敏多识，博涉经籍，致誉于时”。他在东阳太守任内“大兴学校，甚有惠政”。他礼学精湛，《通典》载其议丧礼之文甚多。范宁更是“崇儒抑俗”，以为“浮虚相扇，儒雅日替”，其源始于王弼、何晏，乃著论非之，比之于少正卯。范宁有《礼杂问》，载于《通典》中的范宁议礼之作，当系《礼杂问》的遗文。范宁的陈政事诸疏，类似汉代以来儒家论治道的常见作品。范宁先在余杭兴学校，养生徒，史谓“自中兴以来，崇学敦教，未有如宁者也。”后为豫章太守，奖学更力。《舆地纪胜》卷二六引章公弼《学记》，谓范宁于豫章大设庠序，远近至者数千人①，“自汉至晋旷数百年间，独得一范宁而已。”范宁有《春秋谷梁传集解》之作，序谓该书系范汪升平未免官居吴，率门生故吏、兄弟子侄研讲敷陈而成，实际上可视为范氏家学著作。范宁子范泰也以博士起家，《宋书》卷六○《范泰传》记其议礼、兴学诸事，正是父祖流亚。范泰从兄范弘之，《晋书》入《儒林传》，颇有抑强臣、崇皇权的思想，因而不见容于士族诸门户。范泰子晔，出继范弘之，《宋书》卷六九《范晔传》亦谓其“博涉经史，善为文章”，一生在名教中浮沉，卒至诛夷。自范汪至范晔四世，范氏是江左少有的一个儒学家族，而范氏兴儒事迹，多有见于晋孝武帝时者。
徐邈事在《晋书·儒林传》，曰：“孝武帝始览典籍，招延儒学之上。逸既东州儒素，太傅谢安举以应选”，有《五经音训》之作，又有《春秋谷梁传注》，在范宁之后。逸子豁为博士。邈弟广除有《晋纪》外，还有《答礼问》之作，今《宋书·礼志》、《晋书·礼志》以及《通典》均有徐广议礼之文。
王雅为曹魏大儒王肃之后，居官“以干理著称”，似乎为学未杂染玄风。王雅后人王僧孺以《孝经》所论者忠孝二事，常愿读之。其人笃爱坟籍，也是经义文章之士，与玄学无缘。
宁康三年（375年）孝武帝讲《孝经》，为一时盛事。《晋书》卷八三《车胤传》记其事曰：“孝武帝尝讲《孝经》，仆射谢安侍坐，尚书陆纳侍讲，侍中卞耽执读，黄门侍郎谢石、吏部郎袁宏执经，胤与丹阳尹王混摘句。”案此年孝武帝始十四岁，其时桓冲已让扬州，谢安居位，讲《孝经》事当为谢安筹划。《世说新语·言语》有孝武帝开讲之前“谢安兄弟与诸人私庭讲习，车武子（胤）难苦问谢”之事，也说明这次讲经，主事者是谢安兄弟。谢安并于此年荐儒生徐邈为中书舍人，每被顾问，多所匡益。谢安其人出入玄儒，居位以后以恭慎自持，企图恢复西晋初年以孝为治的气氛，表示输忠晋室①。这种振兴儒学的活动，与以后孝武帝伸张皇权的要求，是完全吻合的。
孝武帝伸张皇权的另一表现，是企图恢复国学。案国子之学，成帝咸康时议恢复，但是如《宋书》卷一四《礼志》（一）之言，“世尚庄老，莫肯用心儒训”，穆帝永和八年，国学就以军兴而废罢了。孝武帝太元元年，也就是孝武帝讲《孝经》的翌年，谢石又奏请兴复国学，以训胄子。其年“选公卿二千石子弟为生，增造庙屋一百五十五间，而品课无章，士君子耻与其列。”学校之废，儒学之衰，时间已经很久，恢复起来也非一朝一夕可办。国子学如此，大学可知。至于地方之学，庾亮在武昌，曾下教兴学，并准临川、临贺二郡恢复学校的请求，但是均无成功。地方学校唯一可言的，还是太元时范宁在豫章兴学的成就，已见前叙。
总之，振兴皇权必与振兴儒学相辅而行，这两者的诸多事迹，都见之于孝武帝一朝。虽然成效不多，但却为南朝开通风气，铺陈道路。
皇权政治的逐渐恢复，主要人物是孝武帝和司马道子。史籍所载，孝武帝是昏君，司马道子父子是乱臣，这些都是事实。但，在这些昏君、乱臣的某些行事中，却体现了门阀政治向皇权政治的转折。回复皇权政治，是回复中国古代历史的常态。这是客观的历史趋势，与评价门阀政治无关，也与评价人物无关。或者还可以说，正由于昏君乱臣当朝，本来是可能有所收获的恢复皇权的活动，才没有出现真正的成效，徒然成为一阵噪音，一场闹剧。
① 司马道子录尚书六条事，其意义参见本书第二二五页。
① 《桓伊传》系此事于“孝武帝末年，嗜酒好内”之下，年代显误。《世说新 语·任诞》“王子猷出都”条注引《续晋阳秋》、《北堂书钞》卷一一○引 《语林》，叙及此事，均不谓在孝武末。《魏书》卷九六《司马睿传》曰： “是时昌明（案即孝武帝）年长，嗜酒好内”云云，可证《桓伊传》“末年”为“年长”之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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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雅出东海郡望。
① 《晋书》卷七五《范宁传》作千余人。
① 东晋穆帝亦有讲《孝经》事，一在永和十二年二月，一在升平元年三月，时穆帝年十三、四年，主其事者为司徒会稽王司马昱，情况与孝武帝讲《孝 经》相似。
四 主相相持与太原王氏
《魏书》卷九六《司马睿传》曰：淝水战后，“昌明（案即东晋孝武帝）年长，嗜酒好内，而昌明弟会稽王道子任居宰相，昏蒏尤甚，狎昵谄邪。于是尼娼构扇内外，风俗颓薄，人无廉耻”云云。《晋书》卷六四《会稽王道子传》所录孝武帝与司马道子昏庸腐朽诸事，大抵类此。
淝水之战以后，士族腐朽，是孝武帝伸张皇权的大好时机。但是，司马皇室同样腐朽不堪，徒有伸张皇权的愿望而没有真正的能力。加以异族入侵的压力，由于北方动乱不已而大为减少。在逸乐的环境中，东晋朝廷主相之间又起矛盾，士族人物得以煽扬其间。不论是皇室或是士族，都在这种政治纠纷中更加削弱。尽管皇权振兴是必然的趋势，但是要使司马氏皇权在稳定的秩序中振兴，又维持一种稳定的司马氏皇权秩序，在当时是不可能的事。
腐朽的政争，具有王朝末期的特征。孝武帝是昏君，司马道子是乱臣。他们在伸张皇权方面成事不足。但是他们的政争却破坏了门阀政治，诱发了江左社会中可能出现的各种矛盾。我们进一步探索政争的发展过程，正是为了从纷坛的现象中找到历史的去向，辨认参预政争的各种势力，并且进一步弄清这些势力客观上为一个能够体现皇权政治秩序的新朝代的出现扫清道路的具体活动。
（一）主相相持的开端。太元九年至十四年（384—389年）
主相相持而孕育纠纷，淝水战后逐渐显露。
孝武帝与司马道子，都是简文帝宫人李氏所生。简文诸子或夭或废，诸姬绝育将近十年。孝武帝及道子的诞生，《晋书》卷三一《孝武文李太后传》言之甚详；先于此者，《异苑》①、《幽明录》②、《太平经》③以及《真诰》皆有说，虽涉神异，亦见传闻之广。孝武帝及司马道子既是亲兄弟，又同具有诞育于天师道的环境中、后来又皆兼信佛教的宗教背景。孝武帝近亲中，父辈皆死，兄弟辈只余道子一人。所以孝武帝引道子握相权以为辅佐，是势所必至，理所固然。以后主相之间出现矛盾，后妃族党及僧尼之属又拨弄其间，但有太后周旋制约，终于使孝武帝不废黜道子，道子亦不危及孝武帝。终太元之世，孝武帝与道子始终维持着虽相依维、复有矛盾的关系，这种关系，正是时局虽然纷坛坦迄无内战的原因之一。
时局纷纭的另一原因，是孝武皇后家太原王氏王蕴之子王恭以及道子妃家太原王氏王坦之之子王国宝等，分别支持主方和相方，簸扬其间。而太原王氏正是此时居于鼎盛地位的士族。《宋书》卷三一《五行志》“太元中小儿以两铁相打土中，名曰斗族。后王国宝、王孝伯一姓之中自相攻击也。”史家但知太原王氏两支中王恭、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