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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19到1920年的总宣言中得出直接指示是不能允许的”。在当时两国谈判涉及中国领土主权的两个主要问题，即中东铁路问题与外蒙古问题上，苏俄代表没有作出丝毫的让步。然而，苏俄的空头支票已经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影响了中国人的选择。
梁启超倡导的中国民族主义，逐渐被苏俄的花言巧语迷失了方向，变调为第三国际鼓吹的反帝主义。中共作为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自然是全盘接受列宁主义。国民党在苏俄提供金钱和军火的诱惑下，也接受了第三国际的理论。国民党“一大”文件中，加入了反帝的内容：“固民族解放之斗争，对于多数之民众，其目标皆不外反帝国主义而已。”“二大”宣言更指出：“中国国民革命，实为世界革命之一大部分。其努力之目标，在打倒帝国主义。”这就把中国完全绑在了第三国际“世界革命”的战车上。当时对于中国国家利益威胁最大的国家是北边的苏俄与东边的日本，而国共两党的“革命外交”，却把“英帝国主义”作为主要针对目标。1925年五卅运动的导火索明明是日资纱厂的罢工和日本大班枪杀工人顾正红，却在第三国际世界革命战略（实为苏联外交战略）的指导下，演变成一场以“反英”为主的“反帝”运动。转移斗争目标的实际效果，是掩护了苏俄对外蒙古和日本对东北的吞并野心和侵略行径。
五四运动之后苏俄能够在中国得手，得益于当时的远东格局。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确定了欧美列强对华政策的基调：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完整，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不支持不援助中国内战的特定一方。二十年代前半期，日本政府推行所谓“币原外交”，其主要内容是：与欧美列强协调一致，经济外交，不干涉中国内政。它在这一时期对华政策的主要关注点是巩固在东北的特殊权益。这就为苏联政府以军事援助为手段干涉中国内政，参与中国内战，扩大自身在华的势力与影响创造了千载难逢的良机。甚至在蒋介石“清共”之后，其外交部长王正廷依照惯性仍继续推行“革命外交”。等到田中义一大将出任日本首相，实行对华强硬政策，于1928年接连制造“济南惨案”、“皇姑屯事件”，中国执政当局急忙改弦易辙，从“反英”转向寻求英美的外交支持，已经悔之晚矣。
在1920年代，真正坚持五四运动思想旗帜的是《醒狮》周报、大江学会、孤军社、中国青年党等国家主义派。中国青年党宣言：“本国家主义的精神，采全民革命之手段，以外抗强权，力争中华民国之独立与自由，内除国贼，建设全民福利的国家为宗旨。”反对国民党“（一）欲拥戴军阀以求武力统一；（二）欲依赖外人以图包办国事”。国家主义派指出：以为打倒全世界帝国主义才是国民革命最终目的的人，不知帝国主义乃至资本主义在世界上本不是一个整个的组织，其本来性质就含有竞争冲突的成分甚多。对于中国的侵略也不是国际的，而是国别的，中国若想解除不平等的束缚，只有利用这种列强间冲突抵触的形势，从中分别应付，断不能高唱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促成列强的团结一致，自行断送独立的生命；尤不应甘心受苏俄的卵翼，盲目前驱，代人受祸。他们之所以反对与苏俄亲善，是因为它“派兵占领我外蒙，侵犯我中东路权，虐待我旅俄侨胞，干涉我国内政，翻悔其既承认取消之不平等条约”。
竭力鼓吹“反帝”的“世界革命”者，却沦为“赤色帝国主义”的走卒，没有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本位和国际道义立场。譬如在1929年中东路事件时，为苏联红军入侵东北辩护，号召“武装保卫苏联”；又譬如在二战期间，先是为瓜分波兰的“莫洛托夫一李宾特洛甫协议”叫好，没两年又随着苏联成为波兰流亡政府的盟友。
1949年以后，开始是外交“一面倒”，全盘苏化；后来又拥抱“美帝”，搞反苏“一条线”。直到胡耀邦、李一氓提出调整外交路线，中共“十二大”才确认“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实行“全方位外交”。以国家利益而不是国际无产阶级利益为本位，重新回到了五四运动的民族主义立场上来。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前途，既不能依赖俄国人，也不能依赖美国人，只能依靠通过民主机制表达了自己意志和凝聚了自己力量的十三亿中国人。这才是中国民族主义的真谛。
余英时说：“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共经历了三次政权的变更：一九一二年满清让位于中华民国；一九二七至二八的北伐，建立了南京的国民党政权；和一九四九年中共建立了北京的共产党政权，我们稍一追究这三次政权移转的历史，便不难发现，其原动力无不来自民族主义。”但是，对于民族主义还要做进一步的分辨。祠盟会、光复会所说的“民族主义”，实际上还是种族主义，孙中山所谓“驱除鞑虏，光复我民族的国家”，章太炎所谓“光复汉族，还我山河”；国民党和共产党建政时所凭借的“民族主义”，已经是落人第三国际意识形态窠臼的反帝主义。梁启超意义上的中国民族主义，还没有机会在中华“民族一国家”建构上真正大显身手。
作为现代国民意识形态底色的民族主义，在世界历史上是与民主主义共同生长起来的。这样一种孪生的“民族一民主主义”，它在中国正方兴未艾，处于上升阶段，尚未达到世界发达国家的一般水准。我把目前在中国的民主主义分为民族民主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自由民主主义三大流派，它们的互动与合力，是中国走向宪政民主的“原动力”。这是五四运动九十周年之际，我对于中国民族主义走向的一种新理解。
（责任编辑 徐庆全）
大学大学：何时再有蔡元培
分类：党政法制 作者：章立凡 字数：2840 来源：炎黄春秋 第5期 12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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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1月19日，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令：小学堂读经科一律废止。这是教育总长蔡元培启用教育部印信的当日发布的。5月，教育部再度下令：废止师范、中、小学读经科；7月，蔡元培在全国第一届教育会议上提出：各级学校不应祭孔——“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
颁行上述举措的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进士及第，授翰林院庶吉士。他原是维新派中的一员，后弃官从事教育事业，并逐渐转向革命。1902年同蒋智由等在上海创办中国教育会并任会长，创立爱国学社、爱国女学。1904年他在上海组建光复会，翌年光复会并入同盟会，他被孙中山委任为同盟会上海分会负责人。1907年赴德国莱比锡大学听课，研究心理学、美学、哲学，在德期间著有《中国伦理学史》等著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蔡元培取道西伯利亚回国，并于1912年（民国元年）1月出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
正是这样一位学贯中西、受过全套传统教育而又从封建营垒中杀出的人物，废止了历代封建王朝正统教育的读经制度，提出以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取代清末“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他认为：“教育有二大别：日隶属于政治者，日超轶乎政治者。专制时代（兼立宪而含专制性质者言之），教育家循政府之方针以标准教育，常为隶属于政治者。共和时代，教育家得立于人民之地位以定标准，乃有超轶政治之教育。”凭着这样的理念，他创建了近代中国的教育体系。
出掌北大，宗旨正大
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果实后，蔡元培不愿与袁政府合作，于1912年7月辞职，翌年赴法国从事学术研究。1916年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出任大总统，北京政府明令恢复了民初《临时约法》，蔡元培应邀回国，同年12月26日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
北京大学前身即清末之京师大学堂，实为一座“官僚养成所”，衙门习气深重。据蔡元培自述：回国后“初到上海，友人中劝不必就职的颇多，说北大太腐败。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声名有碍，这当然是出于爱我的意思。但也有少数的说，既然知道他腐败，更应进去整顿，就是失败，也算尽了心；这也是爱人以德的说法。我到底服从后说，进北京”（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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