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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管怎么说，外公曾是堂堂中国的领袖级人物。数千年家天下和世袭传统的熏陶，位高权重的官员总要荫及子孙。“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怎么说我舅舅、姨父什么的总要捞个有实权的一官半职吧。
偏偏我的外公不在此列。母亲说，大舅段宏业从小寄养在亲戚家，十几岁才回到外公身边，小时候缺少良好教育，文化水平不算高。可能受外公影响吧，特别痴迷围棋，是当时围棋界的尖子。不少人劝外公给儿子在政府部门安排个职位，外公都不答应。我外公是根据他自身经历考虑的：他小时候受的是儒学教育，十五岁的时候因段家遭受劫难，家里人无奈，给他极少的钱让他独自离家，徒步跋涉两千里去找堂兄参军入伍。当兵后所遭遇的艰难困苦常人无法想象。所以，外公认为，孩子们应该靠自己，从最低层做起，一步步上升，不能一下子就做官。
乃惠笑笑说：“段祺瑞的后代，就像我这样的，平常人，没出息！”
乃惠一直生活在北京，知道北京张自忠路三号（当年执政府，段祺瑞办公的地方），很长时间都作为东城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926年3月18日这里发生了段祺瑞下令枪杀游行学生事件。她知道无论外公如何清廉正派，都没办法掩盖他杀死无辜群众的罪行。
可她强调，这里有一些事情非说清不可。
我们家认为这是千古奇冤！听母亲说，当时我外公并没在执政府，而是在家里。学生游行示威的事，他事先并不知道，怎么能下令开枪？那时候，通讯可不像现在这样神速。当然，学生们游行是有正当理由的，那时候正是国共合作进行北伐，目的是要结束祸国殃民的军阀混战，当国民革命军来到天津大沽口与东北军阀奉军开战时，日本帝国的军舰居然协助奉军，并与英美等八个西方国家联合发出通牒，威逼国民军撤退，还要求撤销大沽口的防务。列强公然在中国领土上指手画脚，有血性的中国人当然难以容忍，于是在共产党人李大钊等带领下，先在天安门聚会，随后示威群众来到铁狮子胡同执政府大门，要求进去面见段祺瑞本人。激愤的群众不顾一切地向大门内冲，一个值班营长，见群众来势凶猛，慌了神，脱口喊：“开枪！”士兵听令持枪向人群直射。惨案就发生了。
乃惠说：母亲告诉我，惨案让我外公极度悲愤不安，那几天吃不下，睡不着，年轻时落下的病根儿又犯了，真是身心交瘁。他在政府召开的会议上说，“学生们年轻，热情，爱国心强烈，但他们容易冲动，很容易被人利用。”这里说的“被人利用”显然指的是共产党人。不必讳言，外公确有他一贯的反动立场，不会轻易改变。但是他又认为，学生们应该得到同情并给以保护。他颁布文件申明：“伏念青年学子热心爱国，血气方刚，陡起填膺之愤，意气所激，遂尔直前。揆其情迹，实有可原，特颁明令，优加慰恤。”他让人立即调查死难者的名字，给予优抚。他还在悼念三一八惨案死难同胞大会上，当众长跪不起，并立誓终身食素以赎罪。这个誓言一直坚持到他病危，虽然医生一再劝他改变饮食，增加营养，他始终没动摇，直到临终。请你们想想，如果是他本人下令开枪杀人，他何必这样做作，他原本就有很重的腿病，却不顾自己的痛苦，长跪不起。
当然，有人会认为，政客为了平息老百姓的愤怒，有时也会做秀，这，我不好说什么。
乃惠说，我向活到102岁的母亲发过誓，一定要还原真实的段祺瑞给世人，特别是晚年的赎罪补过之情。我希望他能得到人们的谅解。
听了乃惠的一席话。我陷入了沉思。特别是这一长跪不起的形象与我心目中的段祺瑞迥然是两个人。
我不会忘记：三一八惨案，死了47人，伤了150余人。当时引起舆论界一片哗然。连国外媒体都有反映。国内有良知的社会知名人士鲁迅、周作人、梁启超、林语堂、朱自清、蒋梦麟、闻一多、凌叔华等，纷纷发表谴责言论。北洋时期的报刊很多，如《语丝》、《国民新报》、《世界日报》、《晨报》、《现代评论》、《清华特刊》等全都加入批评谴责的行列。特别是共产党员邵飘萍主持的《京报》大篇幅连续发表了133篇各式文章，猛烈抨击段祺瑞政府，由刘半农作词、赵元任谱曲的哀歌唱遍了京城。社会媒体轰轰烈烈的阵势，使段祺瑞政权的合法性受到质疑，段政府最终以内阁总辞职下台，民间抗议声才渐渐平静下来。
那么，应该如何看待这一段历史呢？！
按照多年的思维定势，总觉得段的长跪和吃紊咱是一种“作秀”。尽管如此，又觉得，即便是“作秀”，在那种特定的环境里，是不是多少有利于缓和一触即发的官民对峙局面，总比警特密布，紧盯捂紧要强一些。
也许我太天真，太善良了？！
（责任编辑 徐庆全）
耀邦同志教我们做人做事
——公开一个鲜为人知的批示
分类：党政法制 作者：马懋如 字数：1799 来源：炎黄春秋 第5期 12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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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邦同志离开我们20年了，不管情况有什么变化，他一直活在我们的心中！他的为人，他的所为，有口皆碑。
此时，此刻，回忆起了和我有关，使我感受很深的一件事，容我从头说起：
在那三十年前，拨乱反正之中，全国各地受“文革”之害的群众纷纷来京上诉，出现了一个上访大潮。信访是党联系群众，了解民情的重要渠道，耀邦同志极为重视，他说，他没有批过条子，批了很多信。确实如此。
1978年底耀邦同志兼任中宣部部长后，中宣部收到的来信（来访）成倍增长，不少信件是直接写给耀邦同志的。据信访处统计，1979年上半年平均每月收到来信一千五百多件，一至六月份共受理来信九千三百三十四件，是上年同期的三点六倍。来访者络绎不绝，应接不暇。这里的工作人员少，任务重，条件差。当时的信访处设在部外的一个失修的楼房底层，接待室里仅有一张掉了油漆的乒乓球台子，两张长条板凳，几张旧木椅，一个坐着要陷下去的长沙发；办公室里也只有几张旧桌椅，一部电话机，两个竹皮热水瓶，就此而已。在这里工作的人们，面对的是一个弱势群体，一批受害者，是血和泪的控诉。那些人哪有钱买信封信纸，不少来信写在废纸上、手纸上、香烟盒的背面或书报的边角空白处……有的信上还留有血、泪的斑痕。不少信件字迹不清，很难辨认。来访者，不少来自边远地区，有的是从监狱或劳改农场出来的，他们中不少人，早已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流离失所，他们扒火车，或步行数日、十数日，或沿途乞讨，他们身无分文，衣不御寒，食不果腹，含着冤、淌着泪，带着伤痛，怀着极大的希望，来到京城，找中央，找党，找耀邦同志。负责接待的同志怀着很大同情，热情、耐心听取他们的申诉，常常一谈就是几个小时，甚至半天，十几个小时，还要作安抚工作，为他们解决食宿，还常常拿出粮票、衣物和钱等，解囊相助。他们常常不能按时下班、吃饭、休息，日以继夜，急来者之所急，办来者之所需，毫无怨言。重要的来信、来访，每日必摘要报送耀邦同志，耀邦同志必及时批示下达。耀邦同志对这里的人和事极为关注，曾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1979年8月17日耀邦同志在中宣部信访处写的《信访处今年一上半年处理人民来信工作小结》上作了重要批示。全文如下：
退成绩卓著的信访工作同志
那些默默无闻，但每天每时都在点点滴滴为人民办好事的同志，是深深受人尊敬的，也是值得每个真正的革命者去爱慕的；而那些威风凛凛专说大话瞎话给人民造成损害的老爷或少爷，人民心里是疥限的，每个真正的革命者也有权鄙视这种人。
“文革”结束后，我从中宣部的“五七干校”回到北京。到哪里工作，一时还定不下来。已在中宣部工作的办公室副主任庞达同志把我找去，问我愿不愿意到部的信访处工作。说那里接待信访十分繁忙，要我去担任信访处的副处长。开始我有点犹豫，因为我原是在宣传处工作，信访不是我的本行。庞达同志拿出耀邦的批示给我看。我看到耀邦的亲笔批示，立即被批示的话深深感动。我决定改行，加入了信访工作的行列之中，和那些默默无闻，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