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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了这次隆重的颁奖典礼。
去年8月31日是李正文同志的百岁诞辰，他逝世已六年。作为他的学生和部下，我十分怀念他。他是我党的一位杰出的地下工作者和隐蔽战线的功臣。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曾经机智无畏、出生入死、英勇战斗在敌占区上海的无形战场上，屡建奇功，很多业绩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但在建国后的动荡年代里，他却历经坎坷。
（一）
1908年8月31日，李正文出生在山东省潍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中，8岁时全家逃荒到了东北关东的四平街。他从小喜爱读书，勤奋好学，1925年离家到了沈阳，考入奉天省立第三中学初中班上了一年半学，1927年又考入东北大学附属高中文科，以优异成绩读完了三年高中课程，直接升入东北大学法学院经济系，成了一名大学生。
李资质聪慧，领悟力极强，从中学时代起，就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进步书刊。他积极参与当时任沈阳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阎宝航组织的进步学生团体的活动，受到阎宝航的关注和信任。
进入东北大学后，李受中共满洲省委委托主编一本宣传进步理论的刊物《现实月刊》。但该刊不久被沈阳国民党市党部查封，李本人也被通缉。接着发生“九一八”事变，李逃亡到了北平。
1932年初，李参加了北平“左联”，不久被选为执委兼理论部长。从这时起，李已基本上脱离了学生生涯，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同年冬，李转到北平“社联”（“社会科学家联盟”）工作，并担任执委和研究部长。“左联”、“社联”高举抗日和民主两面大旗，宣传抗日救国、一致对外的爱国民主主张。
1933年10月，经北平“社联”党团书记宋劭文介绍，李正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社联”的党团成员。
当时北平的白色恐怖十分猖獗，蒋孝先的国民党宪兵三团到处搜捕共产党员和赤色群众，党组织屡遭破坏。1934年5月宋劭文被捕，“社联”被迫停止活动，李正文已不能再留在北平了。
经在共产国际情报部工作的刘一樵推荐，他决定去苏联学习。1934年8月，李到上海办理去苏联的手续，辗转到达莫斯科时，已是1935年1月了。
李正文被送到莫斯科郊区一所苏联国防部系统的专门培训情报人员的学校学习了将近两年，结业后住进了国际人员招待所等待分配工作，谁知一等就是一年多。
当时苏联国内正经历着一场风暴。斯大林的大清洗运动，不仅成千上万无辜的苏联本国的共产党人遭逮捕，很多人惨遭杀害，在苏联和共产国际工作和学习乃至避难的外国共产党人也同时遭殃，一批接着一批被苏联内务部逮捕审讯，然后投入监狱和劳改营。住在招待所的六名中国人，除一人外，都先后被捕，罪名都是“日本间谍嫌疑”。1937年11月李正文和一位叫吴先清的女同志一起被捕。
李被关进了莫斯科的鲁别克监狱。他开始以为自己的被捕完全出于误会，弄清后很快就会获释，谁知大错特错了。对他的审讯既草率又粗暴，审讯者硬逼他承认是“日本阃谍”，还用手枪顶着他的脑袋吓唬他，李一再抗议申辩，他们根本不听。最后又完全不顾事实，也不要任何证据，就把李定为“日本间谍嫌疑”，并被判处5年徒刑。李正文就这样成了苏联的反革命罪犯。
他在监狱里被关押一段时间后，就被发配到西伯利亚靠近北极圈的一个劳改营服役。这个处于苏联最北端的劳改营，自然环境极为恶劣，一年四季都天寒地冻，最冷时可达摄氏零下50度以下。他们每天都要从事10小时以上的重体力劳动，每人都有劳动定额，而口粮面包是按完成定额多少来分配的，李正文体弱力气小，累得半死也完不成定额，也就经常挨饿。整个劳改营是一座可怕的人间地狱，不少人就在那里被活活折磨而死，有饿死的，有累死的，有病死的，还有冻死的，死了就抬出去一埋了之。和李正文一起被押解到这个劳改营的几个中国“政治犯”，包括吴先清同志，都先后在这个劳改营里悲惨死去，李正文若不是有幸得到难友姚良的全力帮助，也必死无疑。
李正文这次所以能死里逃生还依靠他自己的智慧和毅力。因为他对自己的冤案始终不甘心，他被捕后就不断给斯大林写信，信中还特意引用斯大林本人说过的话，理直气壮地为自己辩护。他坚持不懈地用俄文先后写了60多封这样的信，最后终于出现奇迹，据说斯大林亲自发了话，经过有关部门甄别，于1939年9月向李宣布：“撤销原判，平反释放。”
李是被捕受冤者中极少数例外的幸运者，只被关押了近两年，就逃脱了这场厄运。但苏联当局虽然把李平反释放了，却不准他再回莫斯科，而是“遣返回国”。他是和各地的一批批华侨刑事犯一起被遣返的，辗转押解，经过好几个劳改营，一直到1940年秋天，才从阿亚古兹出境，送到我国新疆的塔城。李正文急于投身抗日行列，他没有在塔城停留，辗转到达重庆。
他在重庆见到了八路军办事处的负责人徐冰，徐对他说：“你在苏联被捕过，要恢复党的关系，先要有苏联方面正式平反的证明。”李找到阎宝航请求帮助。阎当时是我党重要的地下党员，直接受周恩来领导。他是一位具有非凡才能的社会活动家，交往很广，他还是共产国际的秘密人员，和重庆的苏联驻华大使馆有直接联系。他了解了李正文的情况后，十分同情李在苏联的不幸遭遇，立即告知苏联使馆的武官罗申（罗申在新中国成立后曾是苏联第一任驻华大使），请他查询此事。
苏联方面很快来了答复，说“李正文是位好同志，他的被捕完全是一场误会，早已平反，共产国际已决定留他在东方部工作”。共产国际东方部实际上是苏联在远东的一个情报机构。罗申直接找李正文谈了话，并把这个答复的书面材料交给了他。
李拿了这份平反材料去见徐冰，要求徐同意他回到中国党来，徐却说：“既然共产国际要留你在他们那里工作，你就应该接受。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我们不能和他们抢干部，反正你在哪里都是一样干革命。”李一再请求，徐冰就是不同意。李只好去罗申那里报到了。作为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工作人员，罗申就是他的领导人。罗要他先协助阎宝航工作。
阎将李安排在黄炎培先生主持的重庆战时公债劝募委员会任职，作为职业掩护。阎宝航当时身负重任，又有多重身份，需要各方应付，处境复杂艰险，李正文忠诚机智，处事得体，成了他身边最可靠最得力的助手和联络员。
（二）
1941年7月，共产国际东方部决定派李正文去上海从事对日寇和汪伪的情报工作。上海对李正文来说十分陌生，阎宝航介绍了两个在上海的熟人给他。
李到上海后先找了阎宝航介绍的上海慈幼教养院院长姚淑文，得到姚多方帮助，并找到固定住处，安顿了下来，然后和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上海地区情报工作的苏联人尼克莱，伊万诺维奇接上了关系。
尼克莱告诉李：“你的工作是搞日伪军政情报，活动地点在上海、南京、杭州这个三角地带。没有现成的工作人员和工作对象交给你，完全要靠你自己设法开辟工作，要打入日伪的军政机关，尽量多和人交往，这样就有可能搞到第一手情报。另外，要有掩护职业，以便比较安全地在上海呆下去。特别注意不要和中国共产党发生任何关系，以免在安全上相互影响，不要看进步书刊，以免暴露自己。”尼还和李约好今后会面的时间和方式。
当时日伪统治下的上海，情况极为险恶。日本宪兵队、汪伪特务机关到处抓人，屠杀抗日群众，白色恐怖笼罩全市，稍一不慎就会招来杀身之祸。李正文到达上海时，已成为“孤岛”的英法租界还在，稍有活动周转的余地，但几个月后，太平洋战争爆发，这个“孤岛”就不存在了。
凭借通晓英、日、俄三国语言的优势，李正文很快落实了掩护职业。李应聘担任了原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日文教员，给原来以英文做通用语言的工部局职员教日文，职员中有不少外国人，因此日文教员必须懂英语才能胜任。这个职务对开展情报工作极为有利。
李又考取了上海申报馆的日文翻译，为该馆翻译日文资料，同时还受聘担任上海震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