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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是直接听了毛泽东这个讲话的全部原始录音的。我是湖南人，完全能听懂，至今留下的笔记也较详细。“讲话原稿”里根本没有反右运动后补加进去的所谓“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还很激烈”和“六项政治标准”等话语。他后来还提出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毛泽东选集》第5卷456页）思想颇为开放。知识界欢呼雀跃，费孝通教授也在《人民日报》发表《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记得当时清华大学原党委书记袁永熙曾对我说：看来毛主席是想在他有生之年，做一个像唐太宗那样的“明君”，在他领导下，开辟一个超越“贞观之治”的开明盛世。
其实这其中还有更隐蔽的意图：联系国际上正在批判斯大林的肃反扩大化和党专政，毛泽东这些言论也是有意摆脱苏联的僵化模式，寻求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独树一帜，显示中国党区别于苏共、毛泽东区别于斯大林的开明形象，有借此取代斯大林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考虑，正如有的老同志说的，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以后，毛泽东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过去他抵制过斯大林，证明是对的，斯大林死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舍我其谁”；惧的是怕中国党内也出个赫鲁晓夫。（见《建国以来若干重大历史问的决定（草案）》讨论会上朱德的秘书陈友群的发言，中直机关第2组第15期简报；并见其他人发言。）
所以，如果说毛提出双百方针和发动大鸣大放只是“引蛇出洞”的“阳谋”，以之说明其中有他对付极少数民主党派“右翼”人士的策略，或许适用；对广大一般知识分子而言，则并非如此。
可是，党内一些思想保守的高层干部并不理解也不习惯毛泽东有限度的开放方针，更不会洞察其中另有权谋。他们害怕放出“毒草”甚至“毒蛇”。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原初讲话中，就说对双百方针，党内“十个高级干部就有九个不赞成”。据时为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的胡绩伟回忆，他当时就知道，“在中央最高领导集团中，了解毛泽东真实意图的人并不多。难怪毛说，当时‘百分之九十五的老干部都不理解’。那时刘少奇和邓小平也被毛认为是保守的。毛批评《人民日报》对他的两次讲话在‘党报上没有声音’，而‘让非党报纸抓住了这面旗帜。’他表扬了《光明日报》、《文汇报》（引者注：两报总编辑分别是储安平、徐铸成）‘鸣放’得好。”（见胡绩伟：《毛泽东与邓拓之死》，转引自08…02…04春雨博克）毛泽东在“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中还点名批评解放军总政治部陈其通、陈沂等4位领导人写文章怀疑“百花齐放”未必能放出“大作品”，反而会放出牛鬼蛇神，从而否定“双百方针”的言论。毛批评说：“我看言之过早，还只5个月；如何就能有大作品？……苏联《文学报》也登了他们此文，可见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台湾喜欢钟惦棐（注：指钟写的《电影的锣鼓》，被毛认为是否定电影事业的成就），苏联喜欢教条主义。”（见郭存毛泽东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始讲话记录）当时苏共的领导人是很反对毛的双百方针的。伏罗希洛夫访问中国时，至少两次表示对这个方针的不满，他援引匈牙利事件来警告毛。（据接待伏氏的俄文翻译李越然：《国际舞台上的新中国领导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年版，第127—128页）赫鲁晓夫对毛的双百方针也十分反感，他指示苏联报刊不再报道这方面的内容，“我们的立场是，中国的百花运动是中国为自己内部的需要而提出的口号，不适用于苏联社会。”（《赫鲁晓夫回忆录》英文版第271页。）苏共的党专政对毛泽东“恩赐民主”的双百方针也是容不得的，何况也深知毛醉翁之意是在利用这种适度开明的政治秀来同苏共唱对台戏。
（二）毛泽东反对“避免毒草，力争鲜花”
当然，无需否认，毛泽东的双百方针，的确也包含有要借此暴露民主党派中的“右派”的用心。清华党委1957年4月23日传达陆定一的一次讲话，就强调了这一点：
毛主席说：“‘避免毒草，力争鲜花’，这句话就是最大的毒草。”群众老说我们压他。群众看不到右派。一放，右派出来，群众看到了，左派就会起来，这样可以争取更多的群众。避免毒草就会使人思想僵化。右派不讲出来还暴露不出他的面目。
不过，他这里所指的“右派”，我认为还只是民主党派中的极少数被认为是“右翼”的人士，还没有延伸到一般高级知识分子，更排除了青年学生。这有陆定一在1957年5月11日来清华大学在党委常委会上的谈话为证。
我当时作为党委常委委员，参加了这次会见。开头，在蒋南翔校长向他一一介绍各位常委时，特别提到我这个基层党委宣传部长也是电机系毕业的，他还很感兴趣，因为他过去在上海交通大学念的也是电机系，笑说“那我们是双重同行。”陆定一听完蒋南翔等汇报清华鸣放情况后。说了下面一段话（据我当时的记录要点）：
我们党，政治可打一百分，军事一百分，教育只30分。
不要怕人骂，我们骂了别人那么多年，他骂一、二句就不行？我们做了一阵秦始皇，不做，阶级消灭不了。
随着建设，有文化革命，要有学问，过去我们没有。政治、军事一百分，经济初步学会，就是文化教育还不行。文化中，文艺还有一支队伍，有力量；其余就没有了。如果长期不懂，就会被消灭。
队伍问题，（有）两个办法：一是青年长大，15年后，熬出个教授来；二是发展高级知识分子入党。（蒋南翔插话：清华有109个教授，其中党员10人。陆问：钱伟长为什么还没有入党？蒋有点发窘，向陆解释了一下钱的情况。因为他和钱之间有分歧。）
关于整风：闹要闹烂。准备闹事，不可避免，要闹烂才好。湖南三个高中学生写信给毛主席，说如果不让考大学，我们就武装暴动。……要闹就让他闹烂。
左、中、右，左派当权，中间攻，右派更攻。攻得不成样子了，中间派就会来批评了。那时就可以大团结。
教授治校，本质是不要你领导。可以让他提，不要批驳。《人民日报》对雷海宗（时为南开大学历史学著名教授）文章加编者注（说他的观点违反马克思主义），这是傻瓜。章乃器批评中宣部，报纸也给删去了。
登出来，不驳，要搞得烂了，中间派起来讲话了，这事就有办法了，他们主持正义了。要硬着头皮，沉住气。
由乱到治，一治一乱，这就是辨证法。
不会天下大乱。农民已经走上了合作化以后，他们闹得个鸟！
以上陆定一同清华党委常委的谈话，是在毛泽东撰写《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前4天，看来陆虽然已知道毛有利用双百方针来“暴露”或“放”出“右派”的意图，也并未完全洞悉毛的“阳谋”。因为“暴露右派”早在提出双百方针的同时，就反复公开讲过。1957年1月毛主席《在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8日、27日两次讲话），已经阐明了他鼓动鸣放的意图之一：
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就有点像国民党了。……民主人士的批评也无非是两种：一种是错的，一种是不错的。不错的可以补足我们的短处；错的要反驳。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些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55页。）
对照毛泽东这段话，陆定一上面那段谈话，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