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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另一时代特征的发展问题早有深刻而全面的认识
新时代的另一重要特征就是发展代替了革命。胡耀邦对这一特征的认识,从上述反对革命输出和支援世界革命的政策思想中已看得很清楚。而且他认识的“发展”,还不只是人们说的主要指南北关系特别是第三世界的发展,而是指全世界的发展,也就是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化。
胡耀邦在涉及发展问题时,总是立足于全球化,提倡全世界加强交流与合作;对第三世界,他提出自力更生和争取外援,特别是大胆吸收西方的先进文化(物质的与精神的)和经济援助。对中国,他强调对外开放。
胡耀邦对作为时代特征的发展的认识和据此提出的决策意见,不仅同毛泽东要搞世界革命和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完全相反,而且同华国锋时期局限于为把经济赶快搞上去而提出并开始执行的对外开放也有质的不同。他认为,在这方面同样必须对过去的认识和实践进行拨乱反正。1982年1月14日,他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把对外经济关系提到“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战略问题”的高度,说:“马克思、恩格斯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指出,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各民族之间经济上的互相往来和互相依赖,逐步取代了原来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状态。近几十年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种情况又有了空前巨大的发展。这是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今天对待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也决不应当忽略这一点。”他要求大家“大大地开阔眼界,提高水平”,说,“我们绝对不能困囿于过去的狭小圈子里,把自力更生曲解为闭关自守,孤立奋斗。我们一定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把视野从国内范围扩展到国际范围,不但要放手地调动国内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而且要放手地利用国外一切可以为我所用的因素,以天下之长,补一国之短。”他提出,“为了有效地吸引直接投资。需要一套开明的方针。第一是大中小项目一齐上,当前以中小为主,这样见效快。第二是欢迎外国资本家、华侨资本家和港澳、台湾资本家一起来。第三是适当放宽政策,让他有利可图。”
小平同志作为我国推行对外开放的统帅,也承认在世界经济和科学技术上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主导地位,认为对外开放也主要是对西方特别是对美国的开放。不过他在谈发展问题时,往往把发展只归结为南北问题,强调南方对北方国家的重要性。1985年3月4日在会见日本客人时,他全面阐述了对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的看法。他说:“从经济角度来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南方得不到适当的发展,北方的资本和商品出路就有限得很。如果南方继续穷下去,北方就可能没有出路。”
二、胡耀邦第一次提出中国要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关于建国后我国的外交政策,许多人在事后都概括为:“我国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其实,这是极不确切的。因为在建国后头30年,我国执行的并不完全是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们执行的“一边倒”,算不得独立自主,这是很明显的。七十年代执行联美反苏的“一条线”,也不算独立自主。这是邓小平首先指出的。1985年8月4日,他对缅甸总理吴奈温说,“我们过去曾说建立‘一条线’的反霸统一战线。现在不搞那些,执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说我们过去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也无正式文献可征。在国家的根本大法中,1982年以前并未出现过这种表述。起到临时宪法作用的1949年《共同纲领》,1954年的第一部宪法,1975年修正的宪法都没有提。直到胡耀邦就对外关系进行拨乱反正以后的1982年,“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这个提法才郑重地出现在党的十二大报告和同年修改的宪法上。这一明确表述,标志着我国外交政策进入了一个和过去截然不同的新阶段。
(一)为什么说建国后头30年我国没有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独立自主外交要求,在事关国家根本战略利益的问题上,对外事务只能由自己决定一切,不看外国的眼色行事,也不在外部的压力下屈服和丧失原则。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存在着一致对外的准则,还公认以苏联为首,相互间并不平等。因此在建国后头十年,我国不能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是很自然的。
1 “一边倒”就是自己不要独立自主
接受苏共领导,对中共来说确实是一贯的。在延安时期,不但斯大林要毛泽东去重庆和蒋介石谈判,毛虽然极不愿意还是不得不去。连共产国际解散后做了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的季米特洛夫,以私人身份写信给毛,干预中共事务,毛也只能表示完全接受季的指示。这说明取得政权后的中共执行“一边倒”政策是必然的,并不是有些人说的那样,是由于美国僵硬的反共政策使司徒雷登失之交臂,或者因为刘少奇访苏时得到斯大林提供大量援助的许诺,才导致毛发表“一边倒”的文章。
现在人们把“一边倒”仅仅理解为外交政策,这是不对的。“一边倒”的要害是遵从苏共领导和照搬苏联模式。这是所有正式文献和全部历史事实都证明了的。例如刘少奇1949年6月下旬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访苏,和苏方商谈建国后的大政方针。他在7月4日给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的报告中就说,“关于联共(布)与中共的两党关系问题。毛泽东同志与中共中央是这样认为的:联共(布)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帅部,而中共则只是一个方面军的司令部。局部利益应当服从世界利益,因此,我们中共服从联共(布)的决定,尽管共产国际已不存在,中共也没有参加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在某些问题上,如果中共与联共(布)出现分歧,中共在说明自己的意见后,准备服从并坚决执行联共(布)的决定。”报告说,“联共(布)给予我们的指示和帮助,是十分重要的,我们迫切地需要这种指示和帮助”。这种关系当然谈不上独立自主。
外交上听苏联的,要和它保持一致这种事例举不胜举。就是民间的国际活动也必须跟着苏联走,包括世界和大以及工青妇组织等。这里举一个例子。时任中国总工会主席的刘宁一,1956年参加了世界工联的一次会议,回国后给外交部干部做报告。由于他讲话向来幽默风趣,使听报告者至今印象深刻。他说,苏联代表在会议上提出了一条中国并不赞成的建议,他就问:是不是莫斯科的指示?回答:不是。又问:是不是(苏联驻当地)使馆的意见?回答:也不是。刘宁一这就表示自己的态度了。他在报告中引用京剧《打渔杀家》上的台词说:既无圣上旨意,又无六部公文,凭着何来?就这样把苏方的建议给顶回去了,惹得大家哄堂大笑。这种遇事先问莫斯科的态度,直到中苏关系恶化后,情况才有所改变。
2 “一条线”战略也不是独立自主
同苏联的关系破裂后不久,中美关系开始趋缓与接近。1973年毛泽东提出所谓“一条线”的战略构想,意思是要使中、美、日、欧以及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等国联合成一条线,建立反对苏联的国际统一战线(事实上只能推美国为首,不能想象当时的中国会奢望去领导美欧)。第二年,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就是为“一条线”战略制造理论根据。邓小平1974年在联合国特别大会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