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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书札》的学术价值，我实在无力多说什么。但其中所展示的自四十年代初期至六十年代初期的华裔汉学家群体，倒让我很感兴趣，除上段末尾中所列举的几位外，还有李方桂、房兆楹、何炳棣、刘广京、邓嗣禹、王伊同等，他们是让汉学在“海外发新枝”的代表人物。其中杨先生更被誉为“海外中国文化的媒介”，余英时先生认为他“所接受的西方汉学主要是在技术的层面，他真正继承并发扬的是二十世纪在中国发展起来的文史研究的传统”。杨先生又把这种“训诂治史”传统通过授课、著作、书评、学术会议、私人接触等方式引植入西方汉学界，以防止他们的“断章取义”、“随心假设”、“放手抓证”等流弊，以使中国史研究在美国取得学术纪律的尊严。像杨联陞先生这一类的“媒介人物”先后还有一批，如萧公权、黄仁宇、周策纵、夏志清、张光直、张灏、叶维廉、林毓生、杜维明、余英时、刘若愚、黄宗智、许倬云、汪荣祖、叶嘉莹、梅祖麟、李欧梵、王德威、孙康宜等等，皆是研究中国现当代学术史不可不注意的群体，他们不但将中国学术引入西方，而且将他们在海外的融合中西的研究成果“回流”于国内。近十几年来他们对于大陆学界的影响尤为明显，譬如，他们在大陆出版的著作、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以及在各地的讲学给我们带来了清新的空气，这种空气有一部分是三四十年代中国现代学术传统的遗风，而另一部分则源自于对西方学术的广采博收。我们必须正视这一点。
朱学勤先生在为林毓生先生的《热烈与冷静》（上海文艺出版社版）所写的“编后记”中说了一段让人无限感慨的话：“当时的台湾学界几乎独占西方学界与中国交流的惟一孔道与资源，待到大陆开放，我的上一代人也就是林、余、杜的同代人出洋看世界，首先看到的是台湾学者捷足先登的背影。”再以上文中所列的数位代表人物中，的确也证实了当代大陆学术史上一段令人扼腕的空白。在《书札》中，我们也能读到赵元任和杨联陞帮助在台湾的梁方仲、全汉昇、劳干、李济、严耕望赴美访学的文字。一九五三年六月二十二日胡适在致杨联陞的信中谈到他们培养人才的计划：
我去冬在台北时，有一天，蒋孟麟兄约了台大、中研院七八个朋友谈话，说有一位朋友曾对他说，哈燕学社颇想在台湾做点有益于学术（文史方面）的事，所以他（蒋）约我们谈谈。谈的结果，由沈刚伯、刘崇两先生起草，把意思归纳成几条，大致是希望哈燕学社与台大、中研史语所发生“人的交换”，每年有二三人从哈佛到台北，利用史语所的资料，做点研究，同时也可以给台大带点“新血”“新力”去；同时每年由哈燕社资助一两位“自由中国”的文史学者出来到哈佛作一二年的研究，使他们可以得点“脱胎换骨”的新空气、新生命。
而在此时，海峡这边的学者已身不由己地被卷入政治的漩涡。周一良先生在《毕竟是书生》中回忆了他与翦伯赞于一九五五年在参加荷兰莱顿大学举办的第七届青年汉学家会议时，由于政治这根弦绷得特别紧，因此作了一些蠢事，失去了一些朋友，对费正清等也壁垒森严拒人千里；而在杨联陞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八日致胡适的信中说，这次会议“正好叶理绥、费正清也去了，都与周一良谈过，（周一良在《历史研究》那篇《西洋汉学与胡适》文中曾说费正清是文化特务，见了面倒很客气）”。两种叙说稍有出入，仔细品味，冰冷的政治底下还存有一丝温暖的人情。
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九日胡适在日记中留下了一首诗，是“寄杨君及周一良君”的，诗云：“喜见新黄到嫩丝，悬知浓绿傍堤垂。虽然不是家园柳，一样风流系我思。”胡适此诗中洋溢着发现两位新学人的喜悦，而今胡、杨两位先生均已乘鹤西去，但流存于世的书札遗文却依然散发着一种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一方面固然足以供后世读者凭吊二十世纪中国所经历的沧桑，但另一方面也必将会激发来者的弘愿，踏在前人的遗留的业绩上，重振‘中国文史之学’！”（见余英时先生序）。
（《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陞论学书札》，台北胡适纪念馆编，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3月初版）
黎锦明晚年二三事
？ 黎牧星
一九九九年三月，我住进湖南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老干病房，得知黎锦明先生与我同住一层楼，便立即前去看他。
走进他的病室，只见他半躺着，面容清瘦，颧骨高耸，双目微闭，一顶绒帽盖到了齐眉处。我轻声喊：“黎先生，我是您的读者，来看您了。”我说是他的读者，是我在中学时期读过他的作品，知道他是二三十年代的知名作家。这时，他的夫人符立志女士也在一旁叫他。他睁开眼睛，点了点头，但说不出话来。他因吞咽困难，不能进食，靠输液补充营养已有几个月了。
此后，我经常去病室看他。符女士赠我一册《黎锦明中篇小说集》（收其中篇4部，1987年香港南方书屋出版），使我对他有了进一步了解。他早年在北京读书，受过“五四”新文化的影响，随后又得到鲁迅先生的关怀与教诲。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侥幸》（后改题《小画家》），是一九二四年在北京《晨报副刊》上发表的。从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三六年，仅十年间，他出版了短篇小说十部，中篇小说六部，文学论述三部，近百万字，成就是可观的。一九三○年他由田汉介绍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令人惋惜的是，他在解放后由于脑病等原因，基本上辍笔了。
锦明先生一九六六年六十一岁，是步入晚年遭受“文化大革命”这场劫难的。那时挨批挨斗，工资被克扣，每月仅有十五元生活费。而使他更为痛心的是多年的藏书和收集保存的资料被洗劫一空，他的著作也被当作“封、资、修”横扫了。他曾忧心如焚地说：“不要文化，会亡国啊！”他一度神经错乱，只身外出，流落他乡，家人和亲友四处寻找，才把他领回来。直到粉碎“四人帮”，他才摆脱这种担惊受怕的日子。后在党的关怀下，在省、市政协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