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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自由主义在新文化启蒙运动中是一面高扬的大旗，在这面旗帜下，批判了封建礼教对人性的压抑和摧残。此后，虽然救亡压倒了启蒙，或说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启蒙本也是为了救亡，启蒙时追求人道、理性（科学）、民主、自由的精神，一直是中国知识界公认的强国之道。除袁世凯、张勋之流外，主导中国政治的朝野各支政治力量在他们相争时也从未有谁不高举民主自由宪政的政治理念来标榜自己、责难对方。但自由主义作为一个思想学术流派，引进中国后未曾得到充分的阐述和透彻的理解，长时间处在较稚嫩的状态，也未形成一个专门的派别。直到六十年代，台湾学者殷海光先生继胡适之后作为自由主义的第二代大师而起，自由主义在学术上作为一个流派在中国的台湾才算于学林中入了道。自由主义学派到了这个阶段后，殷海光的弟子、后在美国师从于当代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的林毓生先生，仍认为其师殷先生对自由主义精髓的把握不到位。不过自由主义学派在中国成熟与否，并不能与一九四九年前中国知识界有无自由主义所“肯定的容忍、多元与法治”（林毓生著《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第99页，1988年三联书店版）精神下，追求自由独立的学术文化活动成为一个概念。自由主义的倡导人胡适先生在国民党退出大陆前，一直是中国知识界的领袖，其显赫长久的地位，对中国学界的影响和学界对他的认同都是不言自明的。
不错，自由的实现必须是一个法治社会，中国从来没有进入法治社会，因此，自由只是几代中国人追求的一个梦。对于中国社会来说，自由和人权从未惠及小民，但是这并不能说中国的学界从没有自由的空间。实际上传统社会对读书人的尊重到民国之后并未有丝毫减少，他们可以说是社会的主流与中坚，因此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一直都是学人在呼风唤雨。辛亥革命后，中国学界的精英除了碰上张作霖这样的土匪出身的军阀外，一般还能受到执政者的敬重。马寅初这样的人成了执政者的阶下囚，也不过软禁几年而已，其学术地位并不因此受影响。其他学界名流成为执政者的座上客也不会是叫人受宠若惊的事。在这种条件下，中国知识界的精英层，享有一定的自由并不是无稽之谈。晏阳初先生在河北定县进行的平民教育试验，不但拒绝了张学良先生强邀其纳入地方军政府系统，而且谢拒了对晏先生事业极为敬重和关注的当道者蒋介石邀请其将事业纳入中央政府体系的诚恳要求，坚持了其民间办教育的立场，这并没有使他在中国的平民教育事业发展空间受到任何来自政治上的限制。一九三八年《资本论》三卷本的中译本合法出版，一九四八年王亚南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仍能自由出版，足见当时学术自由是存在的，言论也有相当的空间。自西学东渐以来，从冯桂芬、容闳、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到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诸公的努力，包括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对中国社会发展目的和原则的限定，中国在学术文化教育新闻言论诸方面可以说是有大发展，有大建树。从梁启超、胡适、陈独秀、王国维、鲁迅、陈寅恪、郭沫若、巴金、沈从文、刘海粟、徐悲鸿、竺可桢、晏阳初、陶行知、储安平等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在自己活动的领域有大建树的人，都出自这个时期，特别是从现代大学引进中国之后，名牌大学基本上是中国自由思想的重镇。蔡元培主张“兼收并蓄”办北大后，中国学界的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勿庸置疑，从洋务运动到一九四九年中国思想文化教育学术界的活跃和取得的成就，是自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以来前所未有的。没有自由主义所倡导的精神原则和文化上群体对自由的追求，这种文化上群星灿烂的局面是极难出现的。从另一面来看，仅有自由的追求，而没有一定的社会活动空间，这种局面也不能出现。不错，在国民党建立统治后，这批在精神上追求自由的学人在内忧外患中仍然面对着一个人治和专断政府，这是不能回避的事实，但这个政府专权的合法性仅是在“训政”和“戡乱”时期，而自任领导中国进行革命的国民党，在理论上必须实现中山先生“三民主义”所设定的民有民治民享的社会革命目标，也是不容置疑的。由于在法理上这个政府的权力不能无限，所以当时中国知识界追求精神自由还有其空间。
至于在自由的追求中，学者在政见上左倾或右倾，则是另一个问题。不能与知识界有无宽容和追求自由的传统混为一谈。最终不见容于国民党政府的储安平，对国民党“党文化”对青年理性发展的损害曾有过严厉的批评，并指出国民党二十年的统治最终演成了“一场烂污”。在这种情形下，学界中有人想换一个政府，倾向于反独裁反腐败争民主为口号的当时的在野党，也不是不可理解的。陈立夫在九十年代中期出版的回忆录《成败之鉴》中讲到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时说：由于国民党军事和财政政策失败，“弄得老百姓痛恨我们”，“因为那时老百姓对我们失望极了，心想换一个政府看看，或许还有希望，这种心理就帮助共产党成功”。（《成败之鉴》第338页，台湾正中书局版）抗战后国民党政策的失败，这是学界中一部分人和学生反政府的根本原因。人们想换个政府看看，是当时的形势。左倾思想之发展是对“一场烂污”失望的另一个希望，只是这些人始料未及结局与他们想象的并不一样。本世纪上半叶和中叶在世界范围内左倾思想潮涨，但在没有建立全能政府的地方，左倾思潮的存在和张扬并不能说这些地方就没了自由传统。正如我们不能因为战后西方影响很大的萨特及其存在主义的左倾倾向就断言其影响所及的地方没有了自由的传统。事实上，马克思和列宁都是流亡到有言论自由传统的外国，才在研究与论战中将其理论形成主义的。马克思被自己的祖国驱逐，而有自由传统的英国接受了他，并给他提供了得以完成学术活动的场所。这就是至今英国人拒绝德国人将马克思的墓迁回德国的理由。因此，学者政见的左右倾，不能证明当时的学校有无学术自由。
从二十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看，除第三国际这一脉外，持有社会主义观点的人也不一定都是一元论者。从第二国际演变来的民主社会主义也坚决地捍卫自由多元法治的社会，其实从一八九九年，受费边社影响的伯恩斯坦在《前提与任务》中就提出：建立保护少数的民主制度、“运动就是一切”，人类社会的发展没有止境，也不可预料，不能人为地规定发展阶段和终极目的。在“回到康德去！”这些主张后，这支左倾的社会主义力量，实际上就认同了自由主义容忍、多元与法治的原则。二十世纪西方民主国家的左右主流派从未置疑过民主自由的价值，只是自由主义者强调社会在法治下机会平等和规则平等，自然就会出现效率并因其结果而各得其所，而社会主义者认为某些经济活动方式没有公平地对待劳方和公共的利益，在注重机会平等和规则平等时更强调通过分配来矫正这种不公平和保护弱势群体。在一九九○年后，西方左右两派在市场经济、国家和民间在经济上各自能发挥优势的领域、维护基本公平、保护弱者的观点上分歧进一步缩小。而二十世纪前半叶的中国，英国费边主义理论家哈罗德·拉斯基对当年一部分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影响较大这是事实，但四十年代中国观点左倾的学人并不一定就主张放弃自由。只是他们在关于自由的学理上不精，而又急于救国，张东荪的计划社会与文化自由互不妨碍就是典型一例。而潘光旦虽注意到当时还未荣显的哈耶克刚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也认为“他对集体主义的评论大体是很健全的”。但潘认为该书“对一切计划经济表示反对，殊失之偏激。……哈氏认为自由经济与计划经济不能两立，过分的抨击计划经济和集体主义的措施，我是不赞成的”（谢泳《潘光旦与哈耶克》，1998年第五期《博览群书》10页）这说明当时自由主义学理在中国确实未能深入，只有储安平洞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