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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每个人去对自己的生命负责，而是去帮助他们实现这种责任。既然公共权力与每个人的生存都有密切的关系，因此政府有义务对社会开放自己的抉择过程，充分尊重每个公民的知情权。自由主义对待民主的态度有着对比鲜明的两面性：一方面，自由主义于民主有着天然的亲和性，这表现为自由主义与民主都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对任何受法律偏袒或高于法律的特权；另一方面，自由主义与民主又有各自不同的侧重。自由主义关心的是政府的作用和目的，也即关心政治权力的作用和行使方式，反对全能的政府和专横的权力。民主则关心政治权力的归属，即是谁在领导政府。自由主义要求限制一切权力，因此，也要限制包括由民主的方式产生的多数人的权力。而民主则认为由民主方式所形成的多数人的意见，是政府的权力有无合法性的惟一标准。因此，在历史上，存在着不民主的自由政府和反自由的民主政府就不足为怪了。不过，在现实中，自由主义与民主正日趋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今日最具普遍性的政体：自由（主义的）民主政治。在世纪之交的今天，自由的、共和的、宪政的、代议的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法治在全球范围内的普及，自由民主开始成为惟一正当的政体形式。
自由处于弱势的时候
？ 谢有顺
我对自由有着天然的向往，对“左”的东西却有着本能的警惕。因为在中国语境里，“左”的事物无论挂着什么样的神圣招牌，都很容易滑向一个令人担忧的方向。这种莫名其妙的思维定势，几乎成了当代中国种种灾难最重要的根源之一。我本以为有着半个世纪惨痛记忆的人，当可以避免再上“左”的当，看来事情没有那么简单。近年学术界有关“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间的争论，再次暴露出了类似的问题。他们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涉及的是当下中国最敏感的问题，操用的也是最规范的学术语言，的确为当下关心中国问题的学人提供了许多新的启示。可我读多了一些人的文字后，内心的担忧可谓越来越深，倒不是因为一些人的文章没有道理，而是担心其中所显露出来的思想路径，很可能会被某种恶势力所利用，最终成为一些潜在悲剧的帮凶。这并非杞人忧天，因为在一个只有少数人拥有话语解释权的时代，文字一旦从作者身上独立出去，成为一种公众舆论，许多时候就不再是作者本人所能左右的了。为此，一个有责任感的人，就不能不对自己的言论保持警惕——不是害怕因言获罪，而是要提防别人会用你的言论作为理由来压迫人。我觉察到，当下学术界已有一些言论显露出了可能被利用的迹象。
这是我读了包括韩毓海的《在“自由主义”姿态的背后》（载《天涯》1998年第5期）等“新左派”的代表作之后所产生的担忧。为了所谓的社会公正而诋毁自由主义，这本身就是让人难以信服的（给人的感觉仿佛是自由剥夺了公正）；而当我从韩毓海的文字中读出他对毛泽东晚年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也充满眷恋之意，且把斯大林体制的失败仅仅归结于斯大林背叛了原版的社会主义时，担忧便成了莫名的恐惧。这样的理论究竟要把我们引向哪里？难道它就能保证社会公正以及民主的实现？我表示深深的怀疑。一些“新左派”理论家把市场经济当作社会不公的罪恶根源对它大加讨伐，并认为“自由主义”的诉求是漠视底层民众的利益，为非法获利者辩护。这样一些言论听起来慷慨激昂，俨然一副关心大众利益和全面民主的正义凛然的样子，却很可能会把自由主义逼向一个危险的境地。这些“新左派”的理论家们似乎忘了一个基本的常识：在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上，自由（包括自由的权利和自由的言说）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可韩毓海却在《在“自由主义”姿态的背后》一文中，痛心疾首地宣告：“在这个不断沉浮的世界上，自由主义的得势是自然的，而且，我深深明白：这种得势还会持续更长的时期。”
乍听起来，好像自由主义思想在当下中国已成为奢侈品，若不对它进行限制，就会泛滥成灾似的。“新左派”这样明显的偏见会穿上这么庄严的外衣，的确是让人惊讶的。我之所以说它有可能被利用，就是因为它暗合了当下反对市场经济、嘲笑务实社会以及日益激增的民族主义潮流。这样的自大和幼稚病，我们时不时就会犯一次，什么“汉字将取代拼音文字”，什么“中国可以说不”，什么“不久东方文化将拯救西方文化”，什么“十九世纪是英国的世纪，二十世纪是美国的世纪，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等等。虽然“新左派”的理论比这些言辞要精致、有力、成熟得多，但二者在思想路径上还是有相似之处的。通过强调一种所谓的本土现实，而忽略公民享受人类共有的文明遗产（比如宪政自由、言论自由、个人财产受保护的自由等）的权利，且漠视比起某种物质上的不公更为黑暗的精神现实，它的理由无论说得多么冠冕堂皇，我都是不能支持的。据《广州日报》一九九九年七月十八日一篇题为《中国经济比美国差多远》的文章说：就实际人均收入而言，中国正处在美国一八九七年左右的水平；就农业劳动力所占的份额表明，中国正处于美国一八八○年的水准；就小学在校学生与相关年龄组的比例而言，中国是美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的水平，而中学教育，中国是美国一九七○年的水平；如果以预算寿命作为衡量的标准，中国已经达到美国一九六六年的水准；但以城镇人口的比例作比，中国则处在美国一八九○年的水平。这些数据的差距恐怕不是一种民族情绪就能抹杀掉的，它需要的是一段漫长的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来弥补。当“新左派”指责“自由主义”要为市场垄断、权力腐败、民主失落、社会不公负责时，我不知道上述的数据差距又应该由谁来负责。“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都是没有实行市场经济的，人们的生活空间由集体平均主义和无限的革命热情所把持着，可它留给我们的还不是一场噩梦？
“自由主义”虽是在西方形成的一种社会制度和价值系统，但它里面的一些要素，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共同吁求，是不容忽视的。正如刘军宁在《共和·民主·宪政——自由主义思想研究》（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12月版）一书的“代序”中所说：“在深层次上，东方人与西方人同作为人，在本性上，却有相通之处。西方人珍惜自己的人权，难道中国人就愿意被无缘无故地投入监狱？西方人珍惜自己的财产，难道中国人天生就愿意自己的财物被掠夺？西方人珍惜自己的言论自由，难道中国人天生就愿意被别人缝上嘴巴？只要中国人与西方人一样珍惜自己的人身自由、财产权和言论自由等基本权利和自由，自由主义在中国就能派得上用场。”因此，要实现社会公正和消除腐败，并不能以牺牲自由和市场经济为代价。当下许多社会弊病的产生，错误并不在于市场经济本身，而恰恰在于市场经济没有按照真正的市场规律来运作，有太多的权力因素介入其中将它扭曲了。可“新左派”在批判中国实行市场经济所导致的弊病时，矛头指向的却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母本，这显然不是一个学者面对现实时该有的正确态度。尤其是“新左派”在批判权力与资本的合谋时，却将矛头主要指向资本本身，忽略了权力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我们都知道，中国在深化市场经济改革的过程中，无论在哪一个领域，市场的调节功能都是非常有限的，市场遵循的也非纯粹的经济规律，而是清一色的都是用权力开辟市场。权力进去了，资本才接踵而来。这是对市场经济的严重曲解。正因为这样，生意场上请客送礼的风气才会那么浓厚，几乎渗透到了社会经济领域的每一个细节里面，以致走后门、行贿、送礼成了中国社会的一个常识，谁都知道，没有它，干什么都将一事无成。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权力的拥有者（贪官）获的利往往比一些奸商要多得多。可“新左派”理论家却避重就轻，他们恨不得立即剥夺既得利益者（奸商？）的财产，却忽略背后更隐秘的制度性的权力腐败，多少有一些欺软怕硬的嫌疑。
正是权力体制改革之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才导致今天经济改革领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