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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斤澜说，老舍是个比较复杂的人。林斤澜拿同一个机关的赵树理和老舍做了比较。他说赵树理有回从苏联回来作报告，说不愿多住，理由是“屋里屋外没地方吐痰”。说着说着，右手提上左袖口，给大家看一只手表，叹道三头毛驴的价。他还把音乐说成牛叫马叫，一时成了名言。他曾经左右开弓狠打自己的耳光，只为儿子入学的事。他还为严文井的妻子大怒，原因是他输了围棋，而严文井的妻子总要在夜里十一点多的时候把严文井喊回去。他说：“李叔华不把人当人。我和她两个人，总有一个先死。要是我不先死，我每天到她门前去砸碎一颗棋子……”
老舍可完全不是这样简单的人。鲁迅在世的时候说他“油滑”，主要说的是先前的作品。林斤澜认为他是一个有心机的、智慧过人、知人知世的人。他八面玲珑，以“外场”和“交游”闻名，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两面人！
林斤澜谈到早先见老舍的印象：头戴一顶英国呢子礼帽，穿一身剪裁合体、面料考究的绛色西装，戴金丝眼镜，手执文明棍，活脱像个洋绅士。他进会场，右手拄棍，左手托帽，有点措“手”不及。他眼睛往四处瞧了瞧，说：“找不到钉子，帽子还是挂在我的头上吧。”大家都笑，他自己不笑。林斤澜认为，新中国成立后，他的确是激动的，另一方面对周恩来抱有知遇之恩，所以对政治是积极配合的，努力紧跟的。当曹禺和焦菊隐到他家，建议把趋时的《一家代表》改成艺术品《茶馆》时，老舍第一个反应就是：“那就配合不上了！”这句话终于成了新中国“文艺与政治”方面的警句。
林斤澜说，到１９５５年反胡风之前，老舍的心情可说一片蔚蓝。他每年两次把文联的同人叫到他家聚会。一次是菊花开了，赏菊。他有一个大哥，帮他抄写东西，也帮他莳花。还有一次是他的生日。聚会都要喝酒，他家有很多酒，汾酒、竹叶青、伏特加。要喝什么喝什么，要喝多少喝多少。有一次拿出一瓶葡萄酒，说是毛主席送的。老舍自己是好酒量，从来不醉。曹禺有一次大醉，出溜到桌下，可笑他的两只手还在空中乱抓，原来他在找酒瓶。１９５５年之后，这种事就少了，到了１９５９年“反右倾”，林斤澜就没有这方面的记忆了。
林斤澜说，老舍很爱才。这与汪曾祺的回忆一致。汪说老舍“对有才华的青年，常常在各种场合称道，‘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老舍就当众说过这样的话：“在北京的作家中，今后有两个人也许可能写出一点东西，一个是汪曾祺，一个是林斤澜。”
林斤澜的《新生》１９６０年１２月号刚发出，老舍立即写了《〈新生〉简评》，发在１９６０年１２月２６日《文艺报》（半月刊）第２４期，对林斤澜予以褒扬。
《北京市文联大事记·１９６２年》写道：“５月、６月间北京市文联连续召开了３次林斤澜作品座谈会，老舍主席始终主持会议。冰心、冯牧以及一些报刊、出版社编辑、高等院校中文系教师出席了会议，他们从不同角度就作品的表现手法、语言、风格各抒己见。大家一致肯定林斤澜是一位勤恳的、在创作上显露才华的青年作家，通过１０年的实践，逐步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老舍先生指出：‘林斤澜这些年很努力，写了一些受欢迎的作品。不只林斤澜一个人，这几年还有些同志真正下去了，真正有了生活。不管写什么，这是第一件事。像林斤澜的《新生》，山、水、人都写得很像样，没有生活是写不出来的，他的确把那个地方带回来了’。”“当林斤澜谈到有人认为自己的语言‘破碎’时，老舍不以为然，他说：‘听说赵树理的女儿作文，学她父亲，句子写得短，可是老得３分，三四十个字、四五十个字一句，结果得了５分。可见赵树理也不是到处都有市场；要我看呢，还是要那３分算了。’老舍特别指出，讨论一个作家和他的作品，要多交流，不是审判，‘所以林斤澜同志不要老是检讨，也不要老是感谢，人家说你写得不好，你可以说明你是在什么情况下，为什么要那样写。这样说得随便点，才能彼此了解，才能有帮助。”……冰心在座谈会上也发言，说林斤澜是“努力出棱，有心作杰”的等等。
林斤澜说，老舍一直是他的领导，但老舍是那种作家个性的领导。他一般给人的印象是随和的，善应酬，善言谈。他讲话有特点，不是官话，有外交辞令可也不是那种含糊其词的、温吞吞的话。他的话有时是过甚其词、不留余地的，刻薄的，甚至是不给面子的。
林斤澜回忆道：“大跃进”时，西城摆开赛诗擂台，请老舍坐主席团，还请老舍讲话。老舍讲话时，遵循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的精神，他先歌颂“大跃进”，末后落到打擂台的诗上，说：“要说诗，这不是诗。”三年困难时期，政协食堂对民主人士有“特供”，据说老舍家人也常去买饭吃。林斤澜以为老舍当是那里的常客，问了老舍。老舍断然回答：“不去。”林斤澜一愣，老舍正色补充：“不爱去。”林斤澜还是疑惑，因为那是饿死人的年代。老舍再作补充，字正腔圆：“标新立异。”谁“标新立异”啊？民主人士？还是上头？老舍不给主语。林斤澜叹服这位语言大师，“标新立异”用得好，看出他的态度。
林斤澜回忆道：就在“小阳春”的时候，１９６１年，也就是在北京新侨饭店，中宣部和中国文联召开的那个会议上，茅盾发言，大致说老舍以幽默见长，但近作幽默渐渐减少了，他表示遗憾。不料老舍毫不客气，简直是针锋相对，他严肃（平时说话，常是谈笑风生），又加重喉音（他有浑厚的男中音嗓子，平常放松舒畅），他说茅盾指出的，恰恰是他的进步，以前的幽默是轻飘，现在才郑重起来。当时这样说话，情形反常，五百来人鸦默雀静。
老舍接着批评青年作家，太拘谨，放不开。接着说到北京，说：
“北京有个林斤澜，你要是还放不开，那你青年时候就是个痞子！”
林斤澜对我说这件事情的时候，两眼和嘴巴呈三个圆圈，好像还在吃惊。他说：
“许多人回头看我，那真是当头棒喝。不料，老舍拿起曲波的《林海雪原》——《林海雪原》是部四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当时是畅销书，行内评价也很高，差不多是有口皆碑。当时还没有‘样板戏’，《林海雪原》就相当于里程碑了。老舍说：‘这部书叫我写，我一个字也写不出来，因为我没有那样的生活。如果我有那样的生活，我写的话，十万字就可以了吧。’老天爷，那就是说，要抹掉四分之三！——据说，曲波当时也在场。”
“你怎么说老舍是个两面人呢？”我问林斤澜。他答道：
“他有滋有味地‘紧跟’，但又暗暗写他的《正红旗下》。他不是称赞我深入生活吗？我有时从农村回来，向他这个文联主席汇报工作，嗳，他很不耐烦。他不是经常称赞我勤奋吗？一天我把刚出的新书《山里红》给他时，他看也不看，把它放在一边，淡淡地说了一句：‘你又出书啦。’
“邓友梅被打成右派，老舍著文批判，发表在《人民日报》。邓友梅改造期间，突见老舍，想要回避，老舍主动叫住邓友梅，说：‘好好干吧，你还年轻呢不是？来日方长嘛。’后来邓友梅去了辽宁省鞍山市文联。鞍山一个剧团演出了老舍的剧本《女店员》，派人送演出税给老舍。老舍见了介绍信，就问起邓友梅，对来人说：‘回去告诉他，我问他好。叫他好好干。’过了一年，送演出税的这个人找邓友梅，说：‘老邓，你得帮我个忙，不然我就没法活了。’他说剧团里有人告他贪污，他不承认，剧团便派人到北京老舍家查证。不料，老舍家记的账与他交给老舍的不符。那人哭着说：‘老舍先生肯定记错了，他不给我作证，我这辈子就毁了。我到北京去，怕他不见我，求你写个信请他见我一见……’邓友梅便写了信。那人几天后回来，向邓友梅道谢，并出示老舍所写证明的抄件。上面写道：‘该同志送来的演出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