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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5月，我被中央军委派往内蒙古公安厅主持军管。半年多的军管工作，我一直处于一个上下夹攻、左右为难的境地。既要处理派系斗争，又要抵制不合理的批斗活动。我的行为遭到造反派的不满，不断有人告状，说我是乌兰夫黑线上的人，要进行批斗。上面也认为我右倾，不信任我。
1968年1月5日，军区造反派突然将我从公安厅揪回军区机关批斗。这时，谢富治的“砸烂公检法”和彻底揭批彭真、罗瑞卿黑线人物的“指示”传达到内蒙古。我开始在保卫部接受群众批斗。27日，军区步兵学校的造反派组织“东方红”将我抓走，要我交代同彭、罗及其在内蒙古代理人的关系。我被隔离在步校的一间房子里，不准打电话，不准通信，不准家属亲友探视，不准同专案组以外的任何人接触，从此完全失去人身自由。1968年11月8号，转到内蒙古财贸干校的“内人党”学习班以后，被隔三差五地刑讯逼供，动不动受到“掰猪蹄”、“翻跟斗”等刑罚，遭受着比战争年代更痛苦的折磨，但我始终没有承认强加的罪名。
12月26日，是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军管会关于“内人党分子”向政府登记期限的最后一天。由于我仍不屈认自己参加过“内人党”，专案组对我进行了最严重的毒打。几个小时后，我被打得躺倒在地，再也爬不起来。专案组负责人叫打手们到别处休息，自己则过来进行诱供。我这才知道，他们完全把共产党的组织和活动当作“内人党”的组织和活动来对待。
我继续遭受着批斗，过着囚犯生活。直到1969年5月22日晚9点多，内蒙古军区开了一个重要会议。军区政委吴涛宣布：伟大领袖毛主席今天中午对内蒙古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作了重要批示：“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内蒙已经扩大化。”散会后，我终于可以回家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二次解放。我的脊梁骨被他们打断过，后虽治好，但留下严重的后遗症；由于长期被迫在黑暗中写材料，一出来时，眼睛什么也看不见，心脏功能也受到严重迫害。幸亏我身体底子好，又正值壮年，否则很难生还。
回想起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被扣上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如“三反分子”、“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成员”、“彭真、罗瑞卿黑线人物”、“新内人党骨干分子”、“格、白大字报的漏网右派”。1969年7月，从“内人党”学习班放出来以后，虽然参加了工作，但这些政治帽子一直扣压在我头上，直到1979年才相继被摘掉。
【在二连浩特平反冤假错案】
1969年10月，为防止苏联发动突然袭击，当时的国防部长林彪下达一号战备命令。内蒙古军区边防二团驻守在二连浩特，为避免战争初期遭受损失，从二连浩特后撤。这一军事调动属绝密性质，既不能通报当地政府，更不能向当地群众公开，于是引起居民内迁。二连浩特是中蒙边境上惟一的口岸城市，原有5500多人口，内迁后只剩下几百人，商店关门，学校停课，医院停诊，路灯失明，基本上成了空城。中央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由总参谋长黄永胜批示：“告内蒙滕海清、吴涛同志，动员边防部队和派人做工作，动员内迁群众回去，并在边境群众中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即使发生中苏战争情况，也应留在边境配合部队开展游击战争，不应内迁。”
当时，滕海清是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主任、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吴涛为军区政委。他们接到批示后，从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机关和内蒙古军区机关各抽调20余人，共42人组成二连浩特市工作队，我被任命为队长。10月11日，工作队抵达二连浩特。只见二连浩特只有火车站、发电厂、边境检查站仍坚持工作。工作队迅速进入工作状态，由我全面负责，副队长杜雨主要抓革委会内部联合团结的工作。二连浩特原有干部职工859人，内迁784人，占干部职工总数91。3％，坚守岗位的只有75人。干部职工家属共428户，1517人，内迁407户，1458人，占总户数96。5％，未走的仅21户。内迁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因为边境紧张的战争气氛；二是从1968年9月以来，二连浩特在挖“内人党”运动中大搞逼供信，严刑拷打，在这样一个小城市的1012名干部职工中，挖出所谓“内人党”及其他变种组织竟达21种之多，370余人被打成“内人党”分子。我们赶到时，中央“五·二二批示”已下达4个多月，但二连浩特市蒙冤的干部职工都尚未平反。
情况摸清后，我们认为只有从平反冤假错案、解放干部入手，才能稳定人心，调动积极性。我们与二连浩特革委会达成共识后，统一行动，调整了市革委会领导班子，举办落实政策学习班，召开整人的人和被误伤人员的座谈会，以市革委会的名义，召开了全市干部工人大会。市革委会主任刚敬宗宣读了平反决定，做了自我批评。我代表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和内蒙古军区工作队讲了话。会后，当众烧毁冤假错案的专案材料。
从平反冤假错案着手，二连浩特的局面得到迅速扭转。我们大力动员内迁和外出的干部职工立即返回工作，以市革委会或单位领导名义，向所有迁往各地的人发了信函，并动员在家未上班的职工上班工作。除一些有特殊原因（例如通信地址不详）暂时未归，在很短的时间内，1012名干部职工返回937人，407户内迁的家属返回195户。
奋战55天，二连浩特市的秩序基本恢复正常，停工、停课、停诊局面根本改变。
【到总政上访】
1969年12月19日，中央决定对内蒙古自治区实行军管，内蒙古军区也被列为军管对象。军管会负责人到内蒙古后宣布，前一时期给“内人党”平反工作犯了扩大化错误。这就使落实政策的工作受到阻碍。1971年6月，我被派往内蒙古农牧学院“支左”，实际是打算以此为名义将我调离部队。林彪事件后，中央决定“支左”干部逐步从地方撤回。1973年，我被调回军区。1974年1月，我被派往军区后勤部任副政委，分管机关和保卫工作。2月的一天，新华社记者侯军到后勤部采访我。我向记者反映了内蒙古军区的情况，包括内蒙古军区的历史沿革，“文革”中的情况，挖“内人党”运动，还特别对军区政委提出了意见。
1976年，“四人帮”垮台。11月，军区政委在一次会上讲，1974年批林批孔时，新华社记者是秉承“四人帮”的旨意而来的，在军区搞了不少非组织活动，号召凡是接触过他们的人都要写揭发材料。我也写了材料，但上交后没有回音。1978年3月，后勤部部长齐德宽突然找我，说侯军是“四人帮”线上的人，已隔离审查。上级要我们立即召开后勤部常委扩大会帮助你，希望你端正态度，老老实实交代。我听后非常反感。接着召开了为时4天的常委扩大会，齐德宽在会议总结中说：图们向侯军反映情况不属于阴谋活动，是说错话办错事。然后，便按这个口径向内蒙古军区党委正式写了书面报告。我保留意见。在此期间，我觉得要想摆脱目前的处境，必须依靠上级机关，于是决定上访。
会议结束后的第四天，我以兄长住院做手术的名义，请假到北京，向总政治部要求予以澄清。郝苏副部长立即派人到新华社找侯军作调查，结果得知，侯军本人与“四人帮”毫无牵连。郝苏看了侯军当年的原始记录后说：“图们在1974年的政治气候下敢于讲那样的话，说明他有胆有识！”我鉴于内蒙古军区主要领导人的那套作法，向总政提出调离内蒙古军区的请求。8月，总政发下借调工作的通知。临行时，出乎意料地发现，呼和浩特火车站站台上已聚集了近百名内蒙古军区的老干部、老战友，他们自发地来为我送行。在他们看来，我能调到军委总部工作，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事，而且是总政对内蒙古军区干部，尤其是对少数民族干部的信任。赴京后，我在全军落实政策办公室工作。
【参与平反冤假错案与落实政策】
全军落实政策领导小组组长由总政黄玉昆副主任兼任，我被任命为办公室一个部门的负责人。我感到责任重大，决心不负重任。到任后，我抓紧学习党中央、中央军委关于落实政策的各项方针和规定，边工作边摸索，向熟悉情况的同志请教，很快进入角色。
1979年1月，解放军军事检察院重建，我被调到检察院任职，但每周只去那里上两天班，其余四天仍在全军落实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