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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的10年间，我们党和国家经历的重大事件，并对这些事件作了基本评价。他说，总的说来，1957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建国后17年这一段，有曲折，有错误，但基本方面还是对的。社会主义革命搞得好，转入社会主义建设以后，毛泽东同志也有好文章、好思想。讲到这里，邓小平着重指出了总结历史教训的一个基本原则：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在这些方面，要运用马列主义结合我们的实际进行分析，有所贡献，有所发展。邓小平还以“大跃进”为例，实事求是地进行了自我批评：“‘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
在谈到如何安排决议的结构框架时，邓小平更以平等协商的口气问道：“整个设计，可不可以考虑先有个前言，回顾一下建国以前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段，话不要太多。然后，建国以来十七年一段，‘文化大革命’一段，毛泽东思想一段，最后有个结语。结语讲我们党还是伟大的，勇于面对自己的错误，勇于纠正自己的错误。”这次他仍然强调，决议中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在邓小平谈话前几天，胡乔木也看过决议提纲，他提出了送审的稿子中没有涉及的然而又难以解决的两个问题。一个是为什么发生“文化大革命”？他指出，说“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不难，但是必须答复为什么发生这个错误，不答复这个问题，决议就失掉价值。一个郑重的马列主义政党，就得对这个问题有个科学的分析。另一个是毛泽东思想的实质是什么？我们讲坚持毛泽东思想，是讲坚持什么，不答复这个问题，坚持毛泽东思想的这个口号就没有力量。他还对解决两大难题做了具体说明，为起草决议提供了良好的思路。胡乔木关于两大难题的想法，解决了起草决议中的难点和重点问题，是对邓小平三条要求的重要落实和补充。
在起草时胡乔木、邓力群一致认为，讲历史要讲理论，不要陷到一件一件历史事件里面去，否则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说了许多历史，反而看不到历史。胡乔木说，写这个《决议》，理论部分要给予很大的注意，这方面确实要有跟“七大”前的那个《决议》差不多的分量，不然在党内国内树立不起信心。非常首要的就是要把中国革命究竟走了一条什么道路，要怎么继续走下去写出来，既要提出实际发展的道路，又要提出一种理想。所以，《决议》要有一种现实的力量、理想的力量。
起草小组的同志夜以继日。终于在5月23日再次起草出一个决议提纲；紧接着，又拿出了首次供中央书记处讨论的决议初稿。
【“重点放在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毛泽东同志正确的东西是什么这方面。错误的东西要批评。但是要很恰当。”】
决议初稿给邓小平看后，他并不满意，感到整个文稿写得太沉闷，不像一个决议。1957年以前的几部分，列举事实方面差不多，但叙述的方法、次序，特别是语调，要重新斟酌。6月27日，邓小平同胡耀邦、赵紫阳、胡乔木、姚依林、邓力群谈了他对决议初稿的意见。他表态说，不行，要重新来。现在这个稿子没有很好体现原先的设想，即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要说清楚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同志有哪些贡献。我们要恢复毛泽东思想，坚持毛泽东思想，以至还要发展毛泽东思想，在这些方面，毛泽东同志都提供了一个基础。要把这些思想充分地表达出来，要给人一个很清楚的印象，究竟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毛泽东思想，指的是些什么内容。在座的人都明白，邓小平是对决议初稿没有重点论述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没有把毛泽东的正确与错误清楚地表达出来，感到不太满意。邓小平提醒在座的同志，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7月3日，在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决议起草工作时，胡乔木就落实邓小平提出的要求发言，讲了几个原则问题。他说：“在起草文件的过程中，小平同志找我们谈过几次，中心任务是要把毛泽东思想旗帜高高树起来，用它来统一党的思想。我们现在没有理由离开这个方向，要向对于这个方向有怀疑的同志做说服工作。这个决议就是说服那些同志的重要武器。”胡乔木并提出了解决难题的一条重要原则，这就是：要把毛主席晚年在思想上、行动上的错误同毛泽东思想加以区别；对毛泽东思想加以肯定，对毛主席晚年的错误的理论和实践加以评判。中央书记处同意了胡乔木提出的原则，为解决邓小平提出的起草决议的核心问题找到了答案，起草工作顿如柳暗花明，进度明显加快。
7月上旬，起草小组连续三天召开座谈会，随着讨论的展开和对邓小平所提要求的深入理解，起草工作渐入佳境。而这时胡乔木不仅参加稿子的修改，还亲自起草重点段落，“文化大革命”10年这一段即自始至终是他执笔的。到8月初，又拿出一稿，也有了正式的名称，即《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0年8月8日稿）》。
在中国共产党着手起草历史问题决议的时候，全世界都在关注着中共中央将如何评价毛泽东。8月21日和23日，邓小平连续接受了意大利著名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采访，法拉奇以提问题尖锐、泼辣而著称，邓小平也想借此向全世界宣示中国的态度。法拉奇开头便问：“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名记者的提问一针见血，邓小平的回答也一语中的：“永远要保留下去。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法拉奇又提出，中国人民把很多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但他们说的是“四人帮”，伸出的却是五个手指。邓小平毫不回避，他说，毛主席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问题的性质是不同的。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但是很不幸，在他一生的后期，特别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错误的，而且错误不小，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许多不幸。毛主席犯的错误是政治错误。另一方面，错误被林彪、“四人帮”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了，他们的目的就是阴谋夺权。所以，要区别毛主席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罪行。
法拉奇又问：“你们对‘四人帮’进行审判的时候，以及你们开下一届党代会时，在何种程度上会牵涉到毛主席？”邓小平明确回答：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确的部分。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
8月28日，法拉奇将这次采访的经过和内容全文发表在意大利报纸上，世界各国报刊纷纷予以转载和评论。其中，某外电这样评论道：“邓小平第一次宣布，在明年的党代会上，将不会像批判斯大林那样，全面批评毛泽东。但是将总结大跃进以后的总路线，今后的中国将与毛泽东路线诀别，进行四个现代化。”邓小平后来回忆这次采访时不无幽默地说：“我同她谈了七、八个小时，她给我出了许多难回答的题目，我总算通过了考试。”
与此同时，针对来自国际上的各种传说和国内的各种声音，许多老一辈革命家主动站出来，积极维护毛泽东的形象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在8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李维汉说：“现在的年轻一代，不少人不能正确对待毛泽东思想，不能正确估价毛主席的功过，存在着不少问题。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这不能怪他们。因为他们不了解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