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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是曾涛、穆青他们反复斟酌的，老杜也参与了。
如冯健所说，在模写的同时，关于这则电讯稿的标题，穆青与曾涛、杜导正却还在商量着。穆青回忆说：
标题是再三斟酌的。国内部曾经定过一个长标题，这个标题是确切的，但不醒目。经过大家几经反复，最后确定了这个标题。这个标题一加上后，把这件事情的政治意义完全突出出来了，所以，我们就用这个标题。
但是，当时中央和北京市委都没有说“平反”两个字。《北京日报》只提“完全是革命的行动”。所以，用这个标题是有一定风险的。我们定下来后，把稿子送给了曾涛。此后，我和曾涛同志通过十几次电话，一直折腾到晚上，最后把题目定下来。曾涛同志也给我说过，他和杨西光、胡绩伟、于光远等同志商量过。
穆青回忆中提到的曾涛与杨西光等人商量的情况，于光远是这样记叙的：
1978年11月我在京西宾馆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曾涛、胡绩伟、杨西光也都是会议的参加者。15日中午，我回到房间准备睡午觉，接到胡绩伟的电话，说“有要事相商”，要我立刻上楼到杨西光的房间去。进去后见到胡、杨和曾涛，他们告诉我，看到当天《北京日报》上发表的市委常委扩大会议闭幕的消息后，他们想把其中有关天安门事件那一段摘出来，单独发一条新闻，并已和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通了电话，林表示同意。他们现在已把新闻稿拟好，事关重要，希望听听我的意见。
我先看了他们拟的新闻稿，然后把桌上放的那张《北京日报》看了一下，特别仔细地看了其中他们划了道道的有关天安门事件的那几行。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新闻稿的标题和北京市委会议上的那几句话不完全对得上号。标题上写的是“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而市委会议的报道中根本没有“天安门事件”五个字。但我转念一想：市委会议关于天安门事件那段话，与我记得很清楚的1977年3月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的话相比，有很大的进步，甚至可以说翻了过来。市委的那几句话虽然没有写明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如何如何，实际上是为事件平了反。只是因为中央没有表态，不敢明白地写出来。现在新华社发出一条新闻，加上他们拟的那个标题，把市委几句话的实质点破，也许可以促使这个问题的彻底解决。我反思了一下，我这个人一向有书呆子的脾气，可是这一次我不想拘泥于市委会议报道中没有“天安门事件”的字样，决定对他们的做法投一张赞成票。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
在此期间，曾涛还征求过林乎加的意见。林乎加回忆说：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曾涛对我说：我们新华社想把天安门事件单独发电讯，行不行？我回答说：我们的讲话是经中央批准的，你们怎么发，是不是要请示，是你们的事情嘛，我可没有权力干涉。
与此同时，曾涛与穆青之间，也为是否请示中央这个问题，电话来往不断。穆青回忆说：
这中间，我们还商量要不要向中央请示。我们俩商量是，不能请示，一请示就完了，就等于给否了。曾涛同志给我透了个底，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同志和很多同志都提出来应该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这么多老同志，这么高的呼声，看来这么做没有错。只要我们胆子大一点，完全可以这么做。所以我们才最后下了决心。如果没有会议上的信息传出来，我也不敢下这个决心。所以，这个事情是当时中央工作会议和新华社的编辑部来回协商，最后下决心共同负责。
到晚上7点临发稿了，曾涛同志又打电话给我，说：怎么样，穆青？下决心就这么发好不好。我说：好啊，我们大家都同意这么发。
曾涛像是开玩笑地跟我说：如果这篇稿子出了问题要坐牢，你可得陪我一块去。我说：行，我跟你一块去。
那天，我整整担心了一晚上。但是，第二天也没有什么事，而且反映是一片欢呼。华国锋给《天安门诗抄》题写的书名发表出来后，我们心中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穆青所不知道的是，虽然中央对此事没有提出什么指责，但还是要求林乎加将情况了解一下。林乎加回忆说：
新华社的电讯稿出来后，华国锋同志给我打电话，要我了解一下新华社发电讯的情况，以及电讯稿发表后的反应。我对华国锋同志说，最好中央有个态度。然后，按照华国锋同志的要求，我把曾涛、胡绩伟、杨西光等同志找到我的住处，碰了一下情况。
林乎加对华国锋说，希望中央对此事表明态度。这个“碰情况”的小会后，人们在等待着。
林乎加首先知道了中央的反应：
后来，华国锋、邓小平找我、贾庭三和团中央的胡启立汇报情况。我概括地汇报了天安门事件平反后的情况。小平同志的讲话很好。我还是强调说，中央对这个事情要有个态度。
这是中央对这条电讯稿的首次表态。
18日，华国锋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天安门诗抄》题词，再一次表明了支持态度。19日，《人民日报》在头版用大字标题刊登了新华社的电讯：《华主席为〈天安门诗抄〉题写书名》。
11月25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第二次讲话中，讲了八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关于天安门事件问题”。他说：
粉碎“四人帮”以后不久，中央就着手解决在天安门事件和这一类事件中革命群众被迫害的问题。随着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深入，这方面的问题大都陆续得到解决。但是，问题解决得还不彻底，还没有为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平反。中央认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应该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今年11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北京市委宣布：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的行动。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华国锋讲话中说到的11月14日的情况，是指对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报告的批准，当然也是对在这个基础上发出的新华社电讯稿的支持了。至此，天安门事件获得彻底平反。
十八、父亲李立三冤死之后
李英男
【中苏关系破裂，“国际家庭”被怀疑里通外国】
我的父亲李立三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经多方交涉于1946年1月终于从苏联回国，满腔热情地投入工作。母亲李莎也于同年10月来华定居，全家团聚，过了十几年相对平静的生活。母亲来华后一直从事俄语教学，努力工作，热心为中国献力。她的作风、她的品质，党中央很多人都了解。1949年毛泽东在香山会见她时，还握手称她为“好同志”。母亲长时间保留苏联国籍，当时也没有人提出异议。但是，50年代末，中苏两党从友好到对立，又从对立到破裂，不仅彻底改变了国际局势，也严重影响了许多人的命运。我们这样的“国际家庭”自然首当其冲。
中苏关系的转变很快反映在党内，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被指控为“里通外国”。康生见风而动，继续寻找目标，首先抓住的把柄，就是苏籍学者郭绍唐访华问题。郭绍唐原是我党早期党员，1925年赴苏学习，后在共产国际机关工作。苏联肃反扩大化期间，他受冤入狱，流放西伯利亚，18年后才得以平反回莫斯科，在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担任研究员。1957年秋，他应周恩来的邀请，偕同苏联夫人及女儿回国访问。刘少奇、周恩来都会见了他，很多人轮流设宴欢迎。父亲也在家里招待，邀请杨尚昆、李维汉等一些老同志参加。未料，这次畅谈往事、抒发旧情的老友聚会给在座的所有人都带来了灭顶之灾！
在庐山，康生借批判彭德怀的声势，把1957年和郭绍唐有过接触的中央委员特意召集起来，郑重宣布：郭绍唐是苏修特务，当年来华是有任务的，要求大家注意，断绝同郭的来往。康生还到处吹风说，李立三的老婆是苏联籍，李立三很可能有里通外国的嫌疑。据可靠的同志讲，他这种阴风当时直接吹到毛泽东的耳边。父亲周围的环境骤然发生变化，许多人对他避而不见，无故冷淡起来，家里也变得格外冷清。这是一个很不好的兆头，不幸的事紧随其后。有人乘机给中央写诬告信说，李莎与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