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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在耀邦同志言传身教的影响下，学员的学习自觉性、积极性非常高涨，每天入夜，每个学员楼总是灯火通明，差不多都要到十二点左右才熄灯休息。大家都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刻苦学习理论，苦苦思索着在“文化大革命”后，如何治理严重的创伤，如何总结经验，拨乱反正。实现四化大业和民族复兴。学校担心的不是学员学习纪律松驰．而是学员过于劳累，所以经常提醒大家要劳逸结合，注意身体健康。那时全校真正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欣欣向荣的景象，是中央党校历史上又一个春天。
中央党校学员对这些年在党校的学习是满意的，根据党校保存的记录，第一期八百多学员，经过几个月学习后反映：一、感受最深的是党校风气好，大家敢讲真心话，党校真正在努力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二、党校工作同志都有一种真诚为学员服务、向学员学习的精神，耀邦同志深入到学员中间，150多个高级班学员，他都认识并谈过话。三、对党校教学计划和安排也很满意。特别是强调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彻底批判林彪、“四人帮”，正本清源，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大家觉得收获很大。四、能听到中央有关部门领导同志和首都许多专家学者讲课，这是在地方上很难做到的。
耀邦同志不仅大力抓好中央党校建设，而且也十分重视地方各级党校的建设。他亲自代中央起草了《办好各级党校的决定》，要求地市以上的党校都要恢复，有条件的县党校也要很快开办，轮训各级干部。他进校后，不断接见各省市来的党校工作人员，回答他们关心的问题。如十六字方针是否正确，对党校历史上的工作如何评价，都做了明确的回答。1979年底到1980年初。召开了全国党校工作座谈会，会议形成了纪要，指出：粉碎“四人帮”之后，特别是中央发布《关于办好党校的决定》两年多来，各级党校相继恢复，轮训和培训了大量的干部；坚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抓住了拨乱反正的关键，在宣传、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方面，都努力发挥了自己的作用。会议要求党校工作必须以教学为中心，各项工作都要围绕这个中心来进行。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要坚持学习理论、联系实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实际上是原来的十六字方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在以后的党校教育中起了重大的指导作用。耀邦同志的基本观点是各级党校要成为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培训干部的学校，中央党校可以在教学、科研业务上起指导作用，但不能由中央党校来直接领导各级党校。要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党校的积极性，发挥党校的整体功能。
当然，胡耀邦的头脑是清醒的，他一再指出，我们决不能自满，我们还有很多不足，甚至缺点、错误的地方。例如，学习中对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还不能给大家满意的回答，后勤管理上的某些环节还很薄弱，等等。耀邦同志严格要求，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总是寻找工作中的不足、缺点，永不自满，这种精神也常给党校工作人员和学员以教育和鼓舞，力求把党校的工作做得更好。
耀邦担任或兼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五年多时间里，中央党校共办了七期党的中高级干部轮训班，三期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多期理论宣传干部训练班、研讨班、部门班，新疆和西藏民族班，以及与中央机关、国家机关、部队、北京市合作举办了三、四期部分走读班，学员人数共达17，838名，相当于“文革”前中央党校学员总数的2。6倍。这些学员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撒在全国各地、在改革开放中建功立业的革命种子，他们在中国历史大转折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十七、新华社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电讯稿发出前后
徐庆全
1978年11月16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新华社电讯稿《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这则电讯稿，本来是在刚结束的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报道中的一段话，在当时中央对这件事情还没有公开明确的说法的时候，这段话重大的新闻价值就凸现出来。新华社单独摘出来发电讯稿，在舆论上推动了天安门事件的彻底平反。
1998年，在纪念改革开放20周年之际，了解这条电讯稿发表过程的于光远、胡绩伟在《百年潮》（第三期）发表回忆文章，详细披露新华社社长曾涛与他们商量斟酌这条电讯稿发表的细节。
2000年11月18日，我去看望杜导正同志。杜老是新闻宣传战线上的老兵，粉碎“四人帮”后历任新华社党组成员、国内部主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他说，这则电讯稿发表时，他担任新华社国内部主任，电讯稿是他经手处理的。他也读过于、胡的文章，觉得很好，但也感觉有不足，因为于、胡的文章没有谈到新华社内商讨电讯稿的情况。
杜老的谈话使我也很兴奋。职业的敏感使我意识到，关于这条电讯稿的发出，还有深入挖掘的历史内容，当时，我就把杜老的话记录下来，并请求他给我提供采访线索。杜老说：
当时，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是有识之士的共识，是顺乎民心的大事。新华社的同志尤其是曾涛、穆青同志，在这点上是有胆识的。我赞成研究党史的同志把事实搞清楚。你可以再去找一下穆青、李普同志。必要的话，还可以找一下冯健同志，了解一下情况。
杜老边说边顺手在纸上写下了穆青、李普、冯健等人的名字。
此后，我翻看了有关天安门事件平反的资料，开始对这一电讯稿发表的来龙去脉进行采访。采访主要是围绕着两方面：一是追溯一下源头——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的报道中关于天安门事件的那段话，是怎样出来的；一是新华社的这条电讯稿是怎样发出来的。
12月18日，采访穆青、冯健、李普同志；12月20日，采访周鸿书同志；2001年2月21日，采访林乎加同志；3月9日，采访叶林、张鹏同志。
【引起震动的《人民日报》读者来信】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1976年4月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这个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当时，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并且错误地撤销了邓小平同志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决议》中所说的两个“错误”，是有悖于民心的。粉碎“四人帮”以后，由于有“两个凡是”的禁锢，对天安门事件的错误定性一直成为不能触动的禁区。于是，邓小平的复出被拖延了很长时间；广大人民的要求也被中央漠视了两年之久。
在此期间，人们以各种方式，在不同场合，表达要求中央对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强烈愿望。同时，人们希望北京市委在揭批“四人帮”的运动中，能率先对这一事件进行平反。但是，有“两个凡是”的禁令在，北京市委似乎也无能为力。
1977年8月，《人民日报》刊登了署名“杨西岩”的来信，对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同志提出了批评。由于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的定性，是通过吴德之口直布的，所以，杨西岩认为，天安门事件至今没有得到平反，是北京市委主要是吴德在“捂盖子”。这封信的发表，在中央引起了震动，也引起了华国锋的不满。在一次会议上，华国锋特意谈到对《人民日报》发表这封信的意见：
《人民日报》前天发表了一个读音来信，说“捂盖子问题”。几个报都转载了，香港也转载了，而且加了标题：“谁捂北京市委的盖子？”这封信发表是谁决定的？政治局主席、副主席都不知道。报纸发表群众来信，支持群众是对的，但点政治局委员的名，为什么不请示？还有陕西的问题，我批的，但发表为什么不请示？北京市委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并委派先念、东兴、耀邦同志去解决。吴德同志对“四人帮”斗争是坚决的。9月30日利用看电影和吴德同志谈，还有先念同志在座，要把“四人帮”抓起来。江青说我送材料也成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