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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检察、审判，最后判决：康生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这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对康生的正义审判。
【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有错必纠的原则，提出不管什么时候定的，不管什么条件下定的，不管什么人定的，只要是冤假错案，都要纠正过来】
胡耀邦认为，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当务之急是拨乱反正。一是党要有一条正确的基本路线；二是要有一大批坚决执行正确基本路线的干部。“文革”中把大批好干部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文革”前，历次政治运动中积累下来的冤假错案也骇人听闻。拖延下去，民怨沸腾，对党和国家损失太大。但要清理、甄别和平反冤假错案谈何容易啊！胡耀邦本着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赤胆忠心，凭着共产党人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以“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大无畏精神，硬是冲破重重困难，打开了为全国冤假错案平反的局面。
率先在中央党校平反冤假错案，正是胡耀邦大无畏精神的突出表现。
如前所述，中央党校在“文革”中是重灾区。“文革”前由于政治运动频繁，加上康生“左”的流毒，整人之多之凶是全国知名的。1980年，国防大学有位教授听了中央党校平反冤假错案的情况介绍后，感触很深，便写了一首五言诗（因事隔十九年，凭我们记忆，有些词句与原文恐不一样），其词曰：“全国大气候，‘左’得吓死人。藏龙卧虎地，细皮嫩肉身。频繁搞运动，学府多冤魂。平反清材料，三百六十斤。”也就是说，经过甄别平反，销毁的诬陷不实之词的材料竟达三百六十斤之重，可见当年积案之多，沉冤之重，达到了多么严重的程度！
胡耀邦到校后，一面狠抓清查与“四人帮”篡党夺权有牵连的人和事，一面非常重视落实党的干部政策。首先是在临时党委领导下成立了一个落实干部政策的领导小组，设立了落实政策办公室的专门机构，着手进行甄别工作，“文革”中被打倒的一大批领导骨干很快被解放出来，并被安排到领导岗位上，成为推动揭批查运动和筹办复校工作的中坚力量。这件工作一开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由于抓住了康生这个罪魁祸首，所以“文革”中被他点名批判，被定为“叛徒”、“反革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反动组织成员”以及“坚决执行十六字修正主义教学方针”的，约占全校一半的干部群众，就顺利、自然地平反解放了，恢复了名誉。但是由于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还牢固地禁锢着许多人的思想，不愿意或不敢涉及到“文革”前的问题。有个负责甄别工作的领导干部（“文革”前担任过副校长，此时担任政治部主任），对一个在1964年批判“合二而一”时被定为留党察看二年、“文革”中又被定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开除出党的同志说：“文革”中给你定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给你开除出党的处分，可以平反。1964年给你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不能平反，因为那次批判“合二而一”，是毛主席领导的。鉴于这种情况，冯文彬与胡耀邦商量，提出毛主席一再讲过“有错必纠”嘛，为什么“文革”前的问题不能甄别？胡耀邦明确地说：“不管什么时候定的，不管什么条件下定的，不管什么人定的，只要是冤假错案都要平反。”于是得到校临时党委同意后，再另设一个落实政策第二办公室专门甄别平反“文革”前的冤假错案。上述这个同志1964年受到的留党察看处分也平反了。从1977年夏天算起，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中央党校有步骤地、认真细致地对163个案件和1358人（包括当年的学员）的问题进行了复查、平反，并作了善后处理。这项工作进行得坚决、迅速和彻底，可以说在全党、全国是走在前头的，起了示范作用。
与此同时，胡耀邦同志身在党校，放眼全国，为几十年来，由我们党负责的冤假错案的彻底平反而奔走呼号，首先在全国制造舆论。他到校不久，就动员党校青年教员杨逢春撰写呼吁落实干部政策的文章，杨逢春说：“我不熟悉党的干部政策呀。”胡耀邦说：“我请叶扬、陈中（当时中央党校的老教师）帮助你。”在胡耀邦同志具体指导下，根据耀邦谈话的精神，他们三人经过调查研究和精心撰写，又同《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同志共同讨论，由他们三人署名、耀邦定稿的题为《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的文章，在1977年10月7日（“四人帮”被粉碎一周年）《人民日报》上发表，这篇在全国首先向“四人帮”在干部问题上的罪行发起严正迅猛攻击的文章，正确分析了全党干部队伍状况，阐明了党的一贯的干部政策，指出要敢于冲破阻力，推翻“四人帮”强加于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头上的不实之词和所作的错误结论。文章针对性、现实性极强，充分表达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愿望。发表后有如久旱后的甘雨，震聋发聩，受到全国人民极其热烈的欢迎。报社、作者和有关部门在短短一个月内，就收到一万多封感谢信和支持信，来信表示完全同意文章的观点，要求中央切实平反冤假错案。有的信中说：“我们看文章时，全家人哭了一个晚上。我们受林彪、‘四人帮’迫害这么多年，觉得这一下子我们有希望了。《人民日报》发表这篇文章，说明党中央要解决我们的问题了。”
两个月后，党中央调胡耀邦任中央组织部长。他到任后，与中组部的同志们一起，冲破重重困难，为平反全国的大案要案呕心沥血。他在多次讲话中都指出落实干部政策决不是可有可无、可做可不做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我们党是不是实事求是，是不是分清是非的问题，是不是真正坚持原则的问题。一句话，是关系到是不是按照党章来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大问题。
胡耀邦继组织上述那篇文章之后，陆续指导中央党校那三位作者，一连又写了五篇文章，反复阐明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重要性、必要性和迫切性，对推动全国平反冤假错案作了及时的、有力的引导。
【在中央党校首先提出用实践来检验所谓“三次路线斗争”。在邓小平、罗瑞卿、杨西光等许多同志的支持下，组织和发动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打开“两个凡是”这个精神枷锁】
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耀邦同志一贯的思想，在党校复校后的教学工作中，他强调贯彻这个思想。他最早提出哲学课和中共党史课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1977年11月设置的哲学课，把学习重点放在认识论，着重批评了“文革”十年中的个人迷信取代了实践检验，以权力标准、语录标准代替实践标准的做法，学员们感到思想上取得很大的启迪和收获。
1977年夏天，根据党的十一大的指导思想和文件精神，党中央给刚复校的中央党校一个任务，研究所谓党的第九次、第十次和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就是研究“文革”中刘少奇、林彪、“四人帮”的问题，研究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中央党校党史党建教研室起草了一个讨论提要，由于起草的同志多年受左倾思想禁锢，思想很不解放，这个提要虽然作了很大努力，但仍然只讲林彪，“四人帮”怎样破坏“文化大革命”，仍然是肯定“文化大革命”，肯定毛泽东正确，肯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正确，未能跳出十一大政治报告的框框，在“刘少奇”前面还是戴着“叛徒、内奸、工贼”三顶大帽子。胡耀邦对此很不满意。12月2日，在校党委专门召开的扩大会上，他说：“你们的稿子不能用，是抄的。”“你们自己把历史都颠倒了，宣传了错误的东西，这个不行。”“因为是中央文件就是正确的，这是什么论啊？有些文件受林彪、‘四人帮’干扰就错了，就是错的嘛！我们搞党史研究工作，对“文革”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的讲话，不能照抄照搬现成的东西，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要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辨别是非的惟一标准，否则就不是科学态度，不是研究了。”12月26日。他在去掉了刘少奇三顶帽子的提要稿件上批示，这份材料发下去，意见分歧，可能发生在对刘少奇的错误这个问题上，不过不要紧，议论纷纷有好处嘛。三次路线斗争专题研究小组根据耀邦的几次指示反复推敲，数易其稿，最后由耀邦审定。1978年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