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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既是后盾，又是高参】
在粉碎“四人帮”的过程中，叶剑英也是关键人物之一。由于叶剑英在军队德高望重，因而为粉碎“四人帮”提供了一个非常优良的周边环境；又由于叶剑英长期处于权力上层范围，因而他与党内、军内一大批老干部有着广泛而深入的联系。由于以上两个因素的存在，叶剑英对稳定整个大局起着关键的作用，实际上也为粉碎“四人帮”创造了满意的前提和条件。从范硕《叶剑英在非常时期1966—1976》一书中可以看出，在发动粉碎“四人帮”斗争的机器运转前后，叶剑英与陈云、聂荣臻、徐向前、王震、谭震林、邓颖超、康克清、乌兰夫等老一辈革命家保持着密切联系，他们经常在一起沟通情况，交换看法；叶剑英还与军队的老同志和实权人物李德生、粟裕、宋时轮、杨成武、肖华、梁必业、张廷发、吴富善、萧劲光、苏振华、傅崇碧、吴忠、吴烈等人经常联络，探讨时局，密商对策。这些党内、军内有影响的人物的存在，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巨大障碍；即使是“四人帮”阴谋得逞一时，但最终难逃覆灭下场。
在华国锋未给叶剑英透底之前，叶剑英的动作主要是防御性的，如他要军队实权人物掌握好部队，注意观察动向，加强战备。他们也谈到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但仅仅限于“要解决”的初级阶段认识，至于怎样解决“四人帮”、由谁来组织和领导解决“四人帮”的高级阶段认识，他们当时尚未达到。
叶剑英在党内、军内上层的庞大关系网，是粉碎“四人帮”的关键群体中任何人物都不可能拥有的丰富政治资源。这个资源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存在，就是一种作用发挥，就是一种坚强后盾。虽然叶剑英和华国锋不可能像华国锋与吴德、汪东兴、李先念那样经常见面或几乎天天碰头，商议方案细节，但叶剑英肯定出过一些好主意，甚至是质量很高的主意。例如，在准备工作的最后阶段，经李先念转达，叶剑英突然给华国锋提出：张春桥之弟张秋桥经常去昌平坦克六师活动，如果这个部队的某些人支持“四人帮”，在关键时刻把坦克开进京城怎么办？华国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马上找来吴德、吴忠商量对策，分析各种可能发生的意外，并做好了应付最坏情况的充分准备。
叶剑英对汪东兴的影响，恐怕仅次于或不低于华国锋给汪东兴的影响。正如华国锋后来回忆说的：为了稳妥执行这一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决策，我还亲自和叶帅直接取得联系，交换看法，做准备工作，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要采取非常手段解决，并找了汪东兴谈话，思想也完全一致，而且还商量了各项详细的准备工作，要挑选可靠人员。吴德口述亦证实：“华国锋、叶剑英找汪东兴谈过几次，具体研究了解决‘四人帮’的办法。”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汪东兴是出过大力的最关键人物之一。这个大力中，既有华国锋的坚定支持，也有叶剑英的坚定支持。
也许会有人说：即使没有华国锋，叶剑英也能粉碎“四人帮”。实事求是讲，凭借叶剑英当时联络、团结和掌控的力量来说，要拿下“四人帮”可能不成问题。但是，没有华国锋的首倡，粉碎“四人帮”的行动不会来得这么快；没有华国锋的参与，既会增加解决的难度，还会使这个行动缺乏权力秩序的合法性。因为按照中国数千年的政治传统，以及中华民族的心理习惯，“上压下”是合法的，“下克上”是非法的。华国锋的地位和身份，保证了采取这种特殊手段的合法性，也方便了我们对后人、对历史作出负责任的交代。
十五、张春桥缘何在法庭上一言不发
王文正口述 沈国凡整理
法庭上，张春桥为什么从头到尾一句话都不说？
这个谜不但使许许多多的中国人感到困惑，也使许多的外国记者和朋友感到不解。
一些国外的记者在评述时曾说，这是一个不愿回答任何问题和不愿为自己辩护的人。
而我作为当年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特别法庭审判员，却认为，这是一个在事实面前自认失败的人。
张春桥在法庭上的沉默，起码说明他认为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是不会得到全国人民原谅的。
其实，在开始对他进行隔离审查初期，张春桥并不是这样，他还是张口说话的。对此，他曾写信给叶剑英元帅谈自己的思想。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受到“宠幸”时的张春桥】
1958年夏天，毛泽东在北戴河亲自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带着一个人前来见毛泽东。
这个人便是张春桥。当时张春桥是中共上海市委委员兼柯庆施的政治秘书。
不久后的1959年1月，张春桥当上了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仍兼柯庆施的专职政治秘书。
1963年以后，张春桥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
1965年后，张春桥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书记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
早在1958年，张春桥就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
毛泽东看到这篇文章后，非常感兴趣，就批示在《人民日报》上刊登。
1958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这篇文章，并加了编者按：“张春桥同志此文，见之于上海《解放》半月刊第六期，转载于此，以供同志们讨论。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说，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但他鲜明提出了这个问题，引人注意。文章通俗易懂，很好读。”
我后来得知，这个编者按就是毛泽东主席亲自写的。这份学习材料，我至今都还保存着。看来，当时毛泽东很赞赏张春桥提出的“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的观点。我个人认为，张春桥提出的这个问题之所以会得到重视，也是在1958年那个“大跃进”的年代里搞“左”的思想的需要。
1965年，张春桥、姚文元等组织的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再次得到毛泽东主席的赞赏。1966年中央成立《五一六通知》文件起草小组，毛泽东主席提出让张春桥参加，文字由张春桥负责修改，然后再直接送他审阅。
中央文革小组成立后，张春桥任副组长，与江青平起平坐。以后，张春桥又先后任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等重要职务。
1966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主席73岁的生日。12月25日，毛泽东邀请张春桥、姚文元等几位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成员到家里做客，共同庆祝他的生日。
在这次小型的生日宴会上，毛泽东主席将张春桥拉到身边坐下，并夸他是“红色秀才”。接着，毛泽东主席就说：“上海形势大有希望，工人起来了，学生起来了，机关干部起来了，‘内外有别’的框框可以打破。”
毛泽东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呢？
原来，1966年11月11日夜，张春桥从北京回到上海，支持由王洪文等人把持的上海“工总司”是革命的合法组织，因为北上告状而造成的“安亭事件”是革命行动。
1966年11月9日，王洪文等成立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发表“宣言”，诬陷上海市委。10日，王洪文一伙煽动大批不明真相的群众，以进京“控告市委”为由，冲击上海火车站，强行登车进京，在安亭受阻后，又拦列车，迫使沪宁铁路中断31个小时，搞得群众怨声载道，制造了“安亭事件”。30日，张春桥又支持红卫兵和大专院校的造反派组织围攻《解放日报》社，制造了文化大革命初期轰动上海的“《解放日报》事件”。从11月29日开始，王洪文一伙造反派调动队伍，对上海《解放日报》实行了围攻和冲击，阻止报纸的正常发行，大搞打、砸、抢活动。
我亲眼目睹了这次事件。
我们高级法院机关与《解放日报》社相距只有几百米。那时我们机关还没有被夺权，我们这些人尚有自由，我就到现场看“风景”，只见马路上人山人海，水泄不通，一个多星期没能看到这份报纸。
我感到有些气愤，好好的一个大上海，怎么能一下子搞得如此一塌糊涂！
与此同时，张春桥还指使上海市委写作班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