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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得了癌症，工作的时间不会太长了，这也是自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现在，我正在医院里同疾病作斗争，在可能的情况下，我还要继续和大家一起奋斗，共同实现我们的宏伟目标。
按照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等人事先商定的人事安排，四届人大选出了新的一届政府成员——总理周恩来、第一副总理邓小平，还有副总理李先念、王震、余秋里、谷牧……
按照毛泽东、周恩来的意见，四届人大后，邓小平开始全面主持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面对“文革”的飓风横扫得满目疮痍的中国，邓小平当机立断，运用党和人民赋予他的权力，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支持下，凭着对灾难深重的国家的前途命运所担负的责任感，义无反顾地开始对中国社会进行全面整顿。在全面整顿中，“文化大革命”以来停滞、下降的国民经济各项指标迅速回升，到下半年，国民经济情况继续好转，工农业生产稳步上升……
1975年9月20日，病情恶化的周恩来在即将进入手术室准备做第四次大的手术治疗前，信任地紧紧握住邓小平的双手，高度称赞了邓小平的全面整顿工作：“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
尽管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引起了“四人帮”一伙的极大恐慌和刻骨仇恨，他们施展种种伎俩，再次掀起了反邓小平以及支持他的周恩来的恶浪；尽管毛泽东后来也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以至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然而，历史车轮毕竟要滚滚向前，任何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障碍都阻拦不了。
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周恩来在与癌症病魔作了最后的搏斗后，带着为中华民族子孙后代造福的众多美好设想，离开了人世。
十三、邓小平主持1975年整顿的历史机缘
程中原
在邓小平伟大人生的旅程中，主持1975年整顿是最为光彩夺目的篇章之一。历史上重大事件的发生，伟大人物的涌现，都不是任何个人意志的产物，而是各种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复出，在1975年主持中央工作，大刀阔斧地领导整顿，也是风云际会，有其历史机缘的。事情已经过去26年了。经历过这些变故的人们，希望历史著作唤醒他们的记忆，新生的一代也怀有追索往事的兴趣。希望本文所探究的个中奥秘能够满足人们的这些愿望。
【“八月指示”扭转了历史发展的方向】
1974年8月，炎炎盛暑。神州大地的政治气候，由于批林批孔运动的展开，同自然季节一样，持续高温。在北京参加各大军区司令、政委会议（又称“军队高干会”）的将军们，更是闷热难熬。这时，从号称三大火炉之一的武汉，风景秀丽的东湖梅岭1号别墅里，忽然吹出一阵清风——毛泽东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这条被历史学家称为“八月指示”的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使得政治寒暑表高处的水银柱一下子降了下来。军队高干会上的将军们如沐春风，会议也很快散场。
毛泽东的“八月指示”，其中心思想是安定团结。它产生的直接结果，一是各大军区司令、政委会议在正常的、团结的气氛中于9月10日结束；一是四届全国人大的召开重新提上了日程。同时，毛泽东8月间的几次谈话，对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及其后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进行的军队高层清查工作也作了一个基本总结，从而打碎了江青集团妄图搞乱军队，整掉一批军队领导干部的迷梦，中止了他们继续利用批林批孔运动篡权的部署。
毛泽东的这条最高指示传达到广大干部群众中，是在10月中旬。中共中央1974年10月11日发出《关于准备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通知》。通知开头第一句话，就是全中国人民久已企盼的消息：“中央决定，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接着又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安定团结的重要指示，并指出“根据国内外的大好形势”，中央认为最近期间召开四届全国人大“是适宜的”，要求各单位抓紧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此时，毛泽东与“四人帮”的矛盾上升，达到文化大革命以来所没有过的高点，反之，毛泽东和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的关系却走出了低谷。他决心依靠周、叶、邓来结束文化大革命，实现安定团结的局面。这时，中国的政治和社会走向，是从大乱走向大治，是从政治运动恢复到正常秩序。历史提供了1975年整顿得以进行的不可缺少的政治环境。
【毛泽东看好邓小平】
站在中国政治舞台中央主持1975年整顿的历史主角，是邓小平。
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初期，邓小平被说成是同刘少奇一起搞修正主义的“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邓路线”被“批深批透，批倒批臭”。邓小平从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到重新出来工作，并站到政治舞台中央，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随后又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经过了漫长的岁月和曲折的、惊心动魄的斗争历程。是历史的机缘，政治合力的作用，决定了邓小平的命运，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人的因素。如果说，邓小平是一匹千里马，那么赏识并重新让这匹千里马扬蹄驰骋的伯乐，首先要数毛主席，同时还有周总理和叶帅。用对立统一的观点来观察，是林彪的垮台为邓小平的复出提供了条件，是“四人帮”的失势为邓小平主持整顿创造了前提。
其实，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对邓小平这位在60年代初就被他看中、选定的接班人并没有否定。文革开始时，毛找邓谈话，要邓同林彪搞好关系。但邓同林搞不到一起，仅同林谈了一次，就谈崩了。邓小平为林彪所不容，林彪与江青勾结起来，把刘、邓绑在一起，攻击、批判不断升级。但就在邓小平被打翻在地、“永世不得翻身”似乎已成定局的时候，毛泽东也没有把邓的问题看得多么严重。在毛泽东看来，文革中喊喊“打倒”，是批评、帮助的一种方式。他心中有数，多次称邓是内部问题，刘邓应有区别。
1967年7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同人个别谈话。面对“主席多次说过对刘邓要区别，可现在的口号叫‘打倒刘邓陶’”的提问，毛即说：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还是要小平出来，邓至少是常委。
1967年9月，毛泽东在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又一次说，刘、邓是“内部问题”。
196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审阅陈伯达、江青选编的《〈刘少奇言论〉的出版说明》时，把说明中的“他伙同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一句改成“伙同其他一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删去了另一处同刘少奇并列的邓小平的名字，并写批语指明：“《说明》中，不提邓小平。”
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印发了邓小平写的带有检讨性质的自传。毛泽东在全会闭幕会上讲话公开说“替邓小平讲几句好话”。对开除邓小平党籍的意见，毛表示“还有一点保留”，说“我看还是慎重一点”，“总要使他跟刘少奇有点区别”，制止了林彪、江青等要把邓小平开除出党的企图。
【林彪集团的覆灭和邓小平的复出】
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集团“麒麟皮下露出了马脚”，对被打下去的邓小平来说，无疑是提供了复出的机遇。
在林彪事件爆发前夜，1971年9月10日下午，毛泽东南巡至杭州同党政军负责人谈话时再度提到：邓小平不同于刘少奇，要有区别。百万雄师过大江，当时有个前委，主要还是邓小平起作用的。这一席倾向性很鲜明的话，不是流露出了毛泽东当此危急时刻的某种考虑吗？
林彪自我爆炸，邓小平以政治家特有的敏感，意识到中国将要有大变化，自己重见天日的机会来了。他立即抓住机遇，给毛泽东写信，表示拥护主席和中央对林彪事件的决定，同时汇报了自己在江西的情况：“我在主席的关怀下，到江西来整整两年了。这两年，我每天上午到工厂劳动，下午和晚上，看书、看报、听广播和做些家务劳动，除到工厂外，足不出户，与外界是隔绝的。在这时期，我遵照主席指示，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