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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提出，1956年1月30日周恩来在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为什么没有提“提早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问题。2月7日，周恩来在闭幕会上讲话时解答说：讲提早完成工业化应慎重。这就是说，工业化比三大改造困难得多。要实事求是，不要没有根据地提，要区别提，不要混同提。因此，《政治报告》中说加快速度，但不是提前完成工业化。大家要认识工业化是需要时间和知识的。
2月6日，在全国政协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上，周恩来又讲了这个问题。他说：对于社会主义工业化，可以有两种设想：一种是工业化可以提早完成；一种是在规模和速度上能够扩大和加快，但不等于提前完成工业化。我们不要随便提出提前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可能还需要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谨慎一点好，因为我们现在没有把握。为了慎重起见，我们过渡时期还是照原来设想的那样长一点没有坏处。周恩来之所以反复强调不要提提早实现工业化，首先是因为这个提法脱离实际，是不可能的；其次是如果这样提，整个国民经济计划的高指标也就不可能避免。
由于全国计划和财政工作会议没有能够有效地遏制住急躁冒进的苗头，1956年2月8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第24次全体会议上大声疾呼，“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各部门订计划，“都要实事求是”。他郑重地说：
“不要光看热火朝天的一面。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要多和快，还要好和省，要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条件不成熟的等一下不要紧，因为政权在我们手中，这是很大的保证。我们要使条件成熟，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冷静地算一算，确实不能提。工业建设可以加快，但不能说工业化提早完成。晚一点宣布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没有什么不好。这还能鞭策我们更好地努力。”“各部门订计划，不管是十二年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对群众的积极性不能泼冷水，但领导者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浇浇，可能会清醒些。各部专业会议提的计划数字都很大，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
周恩来在提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的同时，相继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一是，削减基本建设投资。1956年2月10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决定，1956年度中央各部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削减6％（加上各省市削减后的金额）。二是，节约钢材。2月4日和28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一九五六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会议原则通过，并要求各工业部门、有关的交通运输部门分别节约钢材4％、2。5％。这就是后来所说的“二月促‘退’会议”。三是，缓解物资供需之间的矛盾。进入4月后，急躁冒进的后果开始显现出来，主要表现是财政紧张，生产物资供应短缺。
4月10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国家计委《关于一九五六年基本建设计划安排和要求增加部分投资的补充报告》。会上，突出地反映出基本建设规模同物资供应严重不相适应的矛盾。陈云指出：基本建设规模“首先决定于生产、材料，不决定于财力”。经济建设“应按比例发展，而基建和生产的比例是最重要的”。“订计划首先应该进行物资平衡，再进行财力平衡”。周恩来在会上强调：“搞计划必须注意实事求是。”“一定要为平衡而奋斗。”
会议根据周恩来、陈云等同志的意见，决定从增产、进口、库存、节约、减少出口、调剂等6个方面来缓和物资供需之间的矛盾。为了落实增加钢铁生产，4月中旬到5月上旬，周恩来先后到全国数家钢厂研究增产措施。为了落实节约钢材，他回到北京后，根据陈云在南方视察时了解的情况，5月10日，又在京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果断决定将双轮双铧犁的产量再减到180万部（原计划1956年生产500万部）。
虽然从统一思想认识和采取具体措施两个方面，作了一系列的努力，防止急躁冒进的势头，但是进入1956年4月中旬以后，国民经济还是出现相当严峻的局势。更为严重的是，这时中央领导层的思想认识并不一致。4月下旬，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再追加20亿元的基本建设投资。与会大多数同志不赞成，周恩来再三说明增加基建投资会带来一系列困难。但是，毛泽东仍坚持己见。1982年11月4日，胡乔木回忆说：
“一九五六年各条战线、各省市根据毛主席一九五五年冬写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的精神，加快速度，扩大了预定计划的规模，增加了预算指标。四月下旬，毛主席在颐年堂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追加一九五六年的基建预算，受到与会同志的反对。”“会上尤以恩来同志发言最多，认为追加预算将造成物资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列困难等等。毛泽东最后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就宣布散会。会后，恩来同志又亲自去找毛主席，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使毛主席非常生气。不久，毛主席就离开了北京。”
可以说，这是两位中央领导人就冒进与反冒进的问题一次面对面的交锋。此后，周恩来由防止急躁冒进进而反对和纠正急躁冒进。
【“已经不是预防而是需要反对冒进了”】
根据国民经济已经出现的日益紧张的趋势，周恩来、陈云等认为，经过压缩后的《一九五六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仍然是一个冒进的计划，《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十五年远景计划纲要（草案）》相应规定的指标也是冒进的。针对这种情况，1956年5月11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明确指出：“反保守、反右倾从去年八月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了，不能一直反下去了！”在他指导起草的《一九五五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六国家预算的报告》稿中提出：“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倾向。”
为了降低急躁冒进所表现出的高指标，6月4日，周恩来在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中央会议上，提出继续削减财政支出、压缩基本建设投资和调整计划指标的意见。会议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6月5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委会议，研究压缩1956年财政预算和基建投资。周恩来说：“既然认识到不可靠，就应该削减。昨天党中央开会决定了这个精神。今天在会上讨论，把数字减下来。”会议决定，国家财政预算一律按5％削减，预算支出由原来的317亿元削减为307亿元，削减l0亿元，其中基本建设投资削减7。35亿元，减为140亿元。6月10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确认6月4日中央会议作出的决定，并且通过了1956年国家预算报告（草案）。12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讨论通过了这个报告（草案）。周恩来在会上说：
“从去年反保守到现在，注意了发掘群众的积极性，所以各方面都出现了高潮，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高潮，推动了各项工作，迎来了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但也带来了一些不实际的主观主义的要求，带来了急躁冒进。”“去年十二月以后冒进就冒头了，因此，现在的情况和去年不同了，已经不是预防而是需要反对冒进了！如果冒进继续下去，又会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今天的需要和可能。不能向群众泼冷水，但也不能把少数积极分子的要求当成群众的要求。”“今年的收入不能打得太冒，要打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应该加强计划性，首先搞生产计划，然后搞人力、物力计划的平衡，最后搞财政预算。反过来，预算又会影响生产和人民群众的生活。”
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刘少奇安排中宣部起草的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社论特别指出：“在反对保守主义和急躁冒进的问题上，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应当根据事实下判断，有什么倾向反对什么倾向，有多大错误就纠正多大错误，万不可一股风，扩大化，把什么都反成保守主义，或者都反成急躁冒进。”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