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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座谈会”，主要是看电影和听江青的“一言堂”谈话。
在十多天的时间里，先后看了30多部电影和3场戏。每天放什么电影、什么时间放，都由江青安排。在看电影、看戏过程中，她想起什么就谈什么，不让别人插话。因为江青规定谈话内容不许记录，只好看完电影之后凭记忆由陈亚丁作些追记，以备回去作汇报用。江青看电影的时候，看一部就否定一部，指责这些电影有的是不写正确路线，专写错误路线；有的是美化敌人，歌颂叛徒的；有的是丑化劳动人民和人民军队的；有的是颂扬战争苦难，宣扬和平主义；有的专写谈情说爱、低级趣味；有的不写英雄人物，专写中间人物；有的塑造起一个英雄形象，又让他死掉，人为地制造一种悲剧的结局；有的则是为活着的人树碑立传，等等。看了几十部电影，江青认为“没有一部满意的”。
除了看电影、听江青谈话，也还进行了几次个别交谈和集体座谈。不论是个别交谈还是集体座谈，也都还是听江青一个人谈。
【“座谈会”结束后，刘志坚等人为准备回京后向总政党委汇报，起草了一个《座谈会纪要》。想不到江青看了之后说，这个材料根本不行，歪曲了她的本意，给她闯了大祸】
“座谈会”开到2月19日，江青说，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你们可以回去了。刘志坚当时想，看了十多天电影，江青讲了那么多话，总得理出个头绪来，回去才好向总政党委汇报，于是同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一起，根据江青多次谈话的“追记”，逐段逐句进行了讨论，并由黎明记录，陈亚丁修改，写成《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这个《纪要》写了三个部分，约3000字。第一部分写召开座谈会的经过；第二部分写江青在座谈中谈的“许多极为重要的意见”；第三部分写为了使江青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工作上落实”，准备采取的措施。
这个《纪要》写好后，打印了30份。当时刘志坚等四人还研究要不要送给江青看的问题。考虑的结果，还是送给了她一份。
随后，刘志坚一行六人乘飞机路过济南，给住在南郊宾馆的林彪送了一份《纪要》，并简要地汇报了座谈情况。林彪听了汇报后说：“这个材料搞得不错，是个重要成果。这次座谈会在江青同志的主持下，方向对头，路线正确，回去后要迅速传达，好好学习，认真贯彻。”第二天上午，刘志坚一行由济南乘飞机回北京。
刘志坚等一行刚到北京机场，就接到了江青秘书从上海打来的电话，说这个《纪要》“根本不行，歪曲了她的本意”，“没有反映她的意思”，“给她闯了大祸”，还说“现在不要传达，不要下发”，并要刘志坚派人来上海，她帮助修改。她还说，她已告诉了毛主席，毛主席要陈伯达、张春桥来参加修改。当天下午，刘志坚立即将座谈会的情况和林彪及江青的意见，向肖华主任作了汇报。两人商定，派陈亚丁回上海参加修改。陈亚丁随即又返回了上海。
【陈伯达把“文艺黑线专政”的问题从理论上作了阐述，江青高兴地说：“伯达的意思很好，帮助我们提高了，击中了要害，很厉害”，“这一来有些人就不好过了。”】
陈亚丁返回上海后，张春桥把他接到锦江饭店，商量修改《纪要》的事。江青见到陈亚丁就说：“你来了，很好。我把你们搞的那个东西，请伯达、春桥推敲了一下，伯达有些意见很好，我要他写出来，他一会就来，一起商量一下。”陈伯达到后，江青就主持讨论修改问题，陈伯达拿出写好的几张纸，谈了修改意见，主要是两点：第一，陈伯达说：“17年文艺黑线专政的问题，这很重要，但只是这样提，没头没尾。”“要讲清楚这条文艺黑线的来源。它是30年代地下党执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继续”，“把这个问题讲清楚，才能更好地认清解放后17年的文艺黑线，这条黑线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了。”第二，陈伯达又说：“江青同志亲自领导的京剧革命，搞出了像《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等，这些，真正是我们无产阶级的东西，这些都要写一下。这样，破什么立什么就清楚了。”江青听后高兴地说：“伯达的意思很好，帮助我们提高了，击中了要害，很厉害。这一来有些人就不好过了！”
陈亚丁根据江青的意见，连夜把陈伯达写的和张春桥改的，还有他根据“追记”补充的，改写在一份稿子上。第二天和第三天，又讨论过两次和多次修改。这次修改稿，题目仍叫《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结构仍分三个部分，但内容作了很大增删、改写，加进了许多座谈时没有谈过的东西。全文由3000字增加到5500字左右。
这次最重大的改动，是按照陈伯达的意见，对“文艺黑线专政”作了理论上的阐述。修改稿在“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的后边，增写了“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30年代文艺的结合。‘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等等，就是他们的代表性论点。而这些论点，大抵都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早已批判过的。电影界还有人提出所谓‘离经叛道’论，就是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经，叛人民革命战争之道。”这实际上是不公开点名地点了夏衍、秦兆阳、邵荃麟等人的一些论点。接着在下边还加了一段：“在这股资产阶级、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想逆流的影响或控制下，十几年来，真正歌颂工农兵的英雄人物，为工农兵服务的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是中间状态的作品；还有一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
对30年代的文艺，也专门增加了一大段论述：“要破除对所谓30年代文艺的迷信。那时，左翼文艺运动政治上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组织上是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文艺思想实际上是俄国资产阶级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以及戏剧方面的斯坦尼斯拉夫的思想，他们是俄国沙皇时代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们的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思想。”“那时左翼的某些领导人在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下，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这里又是不公开点名地点了周扬等人的“问题”。
根据陈伯达的意见，修改稿还增写了江青亲自抓样板戏的内容，全文近900字。
这次修改，还有一个重要的改动，就是将“江青同志极为重要的意见”，改为与会者的“共同认识”或“座谈的成果”；把落实“江青的意见”改成了落实“座谈会的成果”。
江青当时在党内没有担负任何职务，但是她早有政治野心，处心积虑想从文艺战线打开走向政治舞台的通道。尽管她打着毛泽东的旗号，以特殊的身份出现，但还是遭到了党内不少同志的抵制。用她当年的话来说：“我们没有什么权，说话没人听。”召开这次“座谈会”，她是要借“尊神”之口，说出她要说出的话，这才是她的“本意”。
江青为什么说刘志坚等人起草的那个《纪要》，“歪曲了她的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