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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的生产方式，是否适当？”这本来是这些年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生必然会提出来的问题。河南两组的同志也编了这样的汇编，内容大同小异。
邹鲁风同志邀请两校党委负责同志听取调查组汇报，在北大临湖轩连续开了两天会，两校的党委书记、副书记和部分常委参加。因为是党内高层的会，而且当时的政治形势已经开始松动，在中央几次召开重要会议后，有些高指标降下来了。大组长汇报时毫无顾忌，敢于畅谈自己的看法；领导们也参加议论，夹叙夹议。我们的党委书记说得比我们激烈得多，后来常有人提起。北京市委有一位干部旁听会议，并且带走了在会上散发的《问题汇编》。
各个专题的调查报告完成以后，我们大组长在审定时做的主要工作，便是将其中那些带点偏激的句子删掉（听说这些调查报告还保存在人大和北大的档案室，有志研究“三面红旗”时期经济、社会状况的同志，可以从中找到翔实的资料）。韩铭立同志觉得让学生带着这些理论上的疑问回去不好，我们大组还特别召开了两天理论讨论会，尽量引导同学从积极意义上去认识当时的情况。
七八月间，两校人民公社调查组工作全部结束，我们这些共同工作了将近十个月的同志，依依不舍地告别。
【“大祸临头了”】
就在我们整理调查报告的时候，庐山会议正在召开；我们回去不久，揭发批判“彭、黄、张、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会议公报发表。我们还来不及学习领会时，有一天上午，人民大学的六位大组长匆忙赶来北大，找到马振明、王向立和我，说“大祸临头了”。他们告诉我们：北京市委的《内部情况简报》上已经将我们的《问题汇编》全文刊载，并且加上大字标题“人大、北大部分师生恶毒攻击三面红旗”。人大校长吴玉章看后非常紧张，立即赶到学校查询。我们都惊呆了，再也没有想到会遭遇这样的情况，只能等待命运的安排。有运动经验的同志说：我们这些人不能再在一起会面了，不然便会成为“反党小集团”。我们九个人以后确实没有再在一起会过面。
我们忧心忡忡地待了一个多星期，党委书记将马振明、王向立和我三个人找去，宣布说：两校调查组是一次极其严重的政治事件，邹鲁风在党委批判后已经自杀叛党，开除党籍，现在是你们应该接受批判的时候了。没有想到正是这位同志，刚在几个星期前听取我们汇报时，那么慷慨激昂地议论，说得比我们更加激烈的，现在却完全换了一副面孔，以同样激烈的语言，批判我们是“反对三面红旗”，“反党反社会主义”。（正在我写这篇文章时，北大哲学系一位教授，当时是哲学系四年级学生，参加调查组在藁城和我一道工作的，在电话中告诉我：当年他还是青年团员，党委书记将所有参加调查组的团员召集到一起开会，宣布邹鲁风自杀叛党，要他们出来揭发，参加批判；并且强调说那次调查组是“背着两校党委搞的反党活动”。这位教授说：那次调查组大队出发前，两校党委还开会欢送，这位书记亲自讲了话的，怎么能说是“背着两校党委”干的？他从此认识了这位书记。）
后来才知道，庐山会议后，有些省、市委领导为了表示自己是一贯拥护三面红旗的，纷纷赶快从下面抓出“反对三面红旗”的典型，以达到“舍车马，保将帅”的目的。我们两校人民公社调查组是北京市委抛出来的第一个重大案件。
从此开始了对两校调查组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进行揭发、批判和处理的工作。但是我却没有资格参加，因为我已经被北大党委内定为“漏网右派”，反右倾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反右派则是敌我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分别以不同方式处理，我归为另案处理。所以我对北大两校调查组的反右倾运动是如何进行的，哪些人受到批判，哪些人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一直到现在毫无所知。
直到两年多以后，1962年春，人民大学的韩铭立、方晓丘同志得到甄别平反以后，到北大我家里来看我，我才知道七千人大会的召开以及反右倾运动的彻底平反等消息。原来我在1959年底被划为“漏网右派、阶级异己分子”后，下乡监督劳动改造11个月，不久前才被允许回家监督改造，要定期上交自己的思想改造汇报，只能关在家里作些翻译工作，没有亲朋敢来看我，怎么能知晓国家大事？
老韩和晓丘告诉我：在运动中，人大党委规定：三个大组的调查组成员都各自回到原来的县和公社，一面劳动一面进行运动，大组长和领导干部是揭发批判的重点对象，他们受尽了折磨。他们还告诉我：那位下放到藁城的中央部长，在运动中因病住在医院里，藁城那位县委书记还专门组织人到他的病床前开大批判会，批判他的右倾。
他们说的情况启发了我，我想：既然调查组的活动不算错误，那么，根据什么理由将我定为“漏网右派”呢？原来开始批斗我时，哲学系总支组织了一些群众对我开“帮助会”，要我交代自己的罪行。我以为：既然犯了这么严重的政治错误，总有思想根源，于是拼命挖掘自己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从我的家庭出身、抗战时期参加学生运动、脱党、在昆明参加“一二·一”运动时又觉得领导“不民主”，一直到解放后参加历次政治运动中的错误思想，和盘托出。群众总是不满意，不断追究，往来反复多次。组织上还将我所有的讲课讲稿和所写文章底稿拿去，组织人搜寻其中的反动言论。最后在办公楼上大礼堂开党员大会对我进行批判。我走进会场看到上面挂的横幅“批判汪子嵩的修正主义思想”，真是惊呆了，“修正主义”是当时刚开始批判苏共所用的词，怎么和我挂上了钩？我准备的检讨稿是自己的反动资产阶级思想，显然大大不够了，只能临时给自己加上“修正主义”帽子。
批判会开了两天，上台批判我的，都是我的老同事、老同学和学生。他们按照我各个时期的罪行分别进行专题批判，揭发批判的材料大多是我自己所交代的，不过无限上纲上线；有些是我没有想到的，可能是从我的讲稿中摘引出来的。最后是哲学系总支书记作了全面总结，给我算了总账，她说我出身“食利者阶级”，是“不折不扣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会后给我作了处分决定：“漏网右派、阶级异己分子，开除党籍”。我只能签字承认。
这时我向总支提出要求甄别我的案件，她们答复说我属于右派，不在这次甄别之列。我要求看我的处分决定，发现其中所列我的“罪行”，没有一条是符合划分右派的六条标准的，便逐条提出证据申辩，总支加以驳斥；我再申辩，再遭驳斥。这样一条一条地争论，直到最后，我还记得说我在反右时说过“右派和我们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向敌我矛盾转化”。我再也想不起：我怎么敢这样大胆，竟作出这样全局性的判断？后来翻遍报纸，原来这是反右初期，周恩来同志在一次会议上警告右派所讲的话，我不知在哪一处引用了。这样，找到根据，我的申诉才全部成立，党委最后作出“撤销处分，恢复党籍”的决定。从1962年到1963年，甄别经历了一年多时间。宣布我撤销处分的党员大会，正是正式传达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之际，如果再拖一下，我这个结论大概就不可能得到。
甄别平反以后，我知道自己不能在北大再呆下去，便打报告给中宣部周扬同志，要求调动工作。1964年终于有机会离开北大，离开那是非之地。
事情已经过去了40多年，当时我所有的笔记本、讲稿以及文件资料，在离开北大时都付之一炬。但是有些关键印象却深深地留在我脑子里，虽然没有和人说起，却有时会突然涌起，挥之不去。现在我已经80多岁，我想是应当写下来的时候了。
六、1965年罗瑞卿挨整内情
黄瑶
罗瑞卿被整开始于1965年12月8日的上海会议。这正是“文革”风暴的酝酿期。
【整罗瑞卿不是毛泽东的本意】
如果把文革的一些事件按时间顺序排列一下，罗瑞卿被整可以说是“首当其冲”。与他被整的同时，杨尚昆被免职。如果把“文革”比做攻城，整罗、杨似乎有点儿像是清扫外围。但整罗瑞卿并不是毛泽东的本意。
从处于二线的毛泽东和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