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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大约就是邹鲁风同志当时的思想，也是他用来指导调查组工作的思想。在调查组成员中，也许有些同志已经有比较系统的认识，我们大多数人却只是在以后的实践中逐渐有所体会的。
【我个人是如何逐渐认识“三面红旗”的】
我想比较具体地谈谈我个人是如何逐渐认识“三面红旗”的。
事情得从1957年的“反右”开始讲起。在这次运动中，北京大学可以说是一个重灾区。1957年4月，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一次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号召群众帮助党整风，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党员干部则要耐心听取意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当时的党委书记兼第一副校长江隆基同志严格按照中央指示精神，动员群众向党员干部提意见，要求党员干部必须耐心听取意见。由于江隆基同志认真执行中央团结知识分子的政策，注意尊重教授和爱护学生；各级干部又大多是由北大自身培养出来的，外面调来的不多，校内党群矛盾不十分尖锐；教授们历经三反五反、思想改造、反胡适反胡风等运动，发言比较谨慎，所以在大小各种鸣放会上，群众提出的大多是关于各级干部平时的工作作风问题。江隆基同志又注意“边整边改”，在鸣放进行一个段落后，他便代表党委在全校群众大会上就群众提出的重要意见作了诚恳的检讨。因为有人对他所住的燕南园宿舍提出意见，他在大会上宣布他立即搬出，将该宿舍让给冯友兰教授居住，很快就执行了。
正当我们想拆掉阻隔党群关系的墙，搞好关系的时候，风云突变，一场“反击右派进攻”的狂风暴雨降临了。在划定右派分子的问题上，江隆基同志坚持实事求是，必须分清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反对扩大化。所以当时在北大教授中，被打成右派的不多，有几位也多是在校外参加鸣放被定为右派的。这种情况却引起上级领导的不满，他们认为北大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池深王八多！”），怎么在教授中只打出这么几个右派？认定是江隆基同志“右倾”，立即派来一位新的党委书记。他到校后先在党委内部批判，随即召开党员大会宣布撤销江隆基同志的职务。北京大学又重新掀起一场猛烈的反右运动，被打为“右派”的人数和比率迅速扩大。缺乏社会经验的青年学生仅仅因为说错一句话，也被补划为“右派”，全校“右派”竟达七八百人。几十年后重见其中一些学生，他们的大好年华已经在坎坷的生活中消逝掉了。
我自己当时是北大党委委员，行政上是哲学系副主任和辩证唯物主义教研室主任，在大、小鸣放会上是主持人或旁听者，听取群众的批评意见，没有发表自己的看法；对有些尖锐的批评，心里还感到有点委曲。但在讨论教研室几位年轻教师是否划为“右派”时，我发表意见，认为他们只是对我们这些干部提出批评，并没有反对党的方针政策，怎么能划为“右派”呢？最后在宣布将他们定为“右派”的支部会上，便要我检讨自己的右倾思想。
1958年底，我被指定参加第一批干部下乡劳动锻炼。在北京门头沟区斋堂清水，虽然是第一次参加农业劳动，学习得比较艰苦，但离开了斗争环境，心情是轻松的。可是刚下去两个多月，又要我回校参加“红专辩论”。“红”就是政治，“专”是指业务；在二者的关系中，政治是“虚”，业务是“实”，但政治是精神，是灵魂，是统帅，必须是以虚带实，红统帅专，政治统帅业务；如果不由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而由资产阶级政治挂帅，便是“白专道路”。这次运动的重点便是批判我们这类走白专道路的人，主要是各系多少学了一点业务却被认为是不尊重党委领导的人，说我们是“以党内专家自居，瞧不起党的干部”。平时各系党、政干部在工作中出现的一些意见分歧，多被上纲成为批判内容。
1956年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向科学进军，要发挥专家教授作用时，我曾提出过一些设想，比如我认为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单学习抽象原理是不够的，学生应根据自己的爱好，选择一门其他科学，如社会科学的经济、历史或自然科学的数学、物理、生物等，学习它的一些基础课程，和哲学结合起来，才有具体内容。这便成为“只专不红”的典型了。当时的北大哲学系是1952年院系调整时将全国各大学原有的哲学系教授集中起来进行学习改造，其中许多是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逻辑学的知名学者，我们长期不知如何发挥他们的专长。在讨论哲学系发展规划时，我提出：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面，我们的力量无论如何总不如中央党校和中国人民大学，是不是可以考虑将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逻辑学定为北大哲学系发展的重点。现在将这条意见揭发出来，便成为“反对马克思主义指导”的铁证。揭发批判我的大字报贴满了哲学楼，我几次在全系大会上检讨自己的资产阶级白专道路。
这次红专辩论是发动总路线和大跃进的序幕。从1958年初南宁会议开始批评“反冒进”，很快形成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只要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便没有办不成的事情。“一天等于二十年”，“十五年内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小麦亩产成百上千斤地上升，“粮食多了怎么办？”；哲学系也开了轰轰烈烈的“跃进会”，一位老教授表态，他保证一天写五千字，一年完成几十万字的中国哲学巨著；一批刚学哲学的学生宣称，青年人要赶上老年人，他们要在两年内完成真正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中国哲学史。
那时候，中宣部在沙滩原北大孑民纪念堂定期开会，给理论界吹风，我也参加了。会上讨论比较自由，对当时小麦亩产几千斤有些议论。记得有一次传达一位著名科学家发表文章论证：按照太阳散发的能量，每亩地亩产万斤粮食是完全可能的。在回学校的车上，党委书记和我们一起议论：如果将一万斤粮食平铺在一亩大的室内地面上，将有多厚？
那年暑假，哲学系奉命全系下放到北京大兴黄庄芦城乡，实行开门办学。当年农村正是一派丰收景象，那里是有名的京西稻米产区，下去时正好参加割稻劳动，虽然很辛苦，但感到丰收的喜悦。大家还热情地参加当时号召的人人做诗比赛。报纸经常介绍大跃进增产经验，说土地要深翻三尺，我们十几个人在地里用铁锨翻了半天，才挖了一道不到两米长的深沟；还到处打狗，说将死狗埋在田里是最好的肥料。不久便听说要建立人民公社，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农民的土地和地里的收获全部收为公有，对农民生活实行供给，办公共食堂吃大锅饭，并在许多方面实行包干。哲学系师生可以在公共食堂里和农民一起吃大米饭和白面馒头，过中秋节还放开肚子吃炸油饼。我看到刚从地里收到的花生堆在路边，问生产队长为什么不收到仓库去，他说“横竖是大家的，摆在哪里都一样”。晚上经常下地鏖战，干一会儿回来，已经煮好一大锅花生供大家畅吃。
那时，我的思想上有个负担：领导上交代哲学系下乡的任务是开门办学，一面劳动一面教学，现在劳动安排好了，如何进行教学呢？有一天，北京市委一些领导来哲学系视察工作，我向他们汇报时提到这个问题。一位同志狠狠地批评我，她说：“下乡向农民学习劳动，就是最好的学习。”我想：我的“白专思想”大概是改不掉了，感到蹩气。正好听说成立两校人民公社调查组，便积极报名参加。
我是在这样复杂的心情中参加调查组工作的。
【调查组的工作】
负责指导调查组工作的邹鲁风同志和河南、河北两省省委书记商量，确定我们去河南的信阳和鲁山、河北的藁城等三个先进县进行调查。因此将调查组成员分为三个大组，每组设大组长一人，副组长二人，由两校系级干部担任。在这九人中，人民大学六人，北大三人，人大有几位同志的名字现在我已经记不全了。信阳的大组长是人大一位同志，北大的马列主义教研室总支副书记王向立同志和另一位人大的同志任副组长；鲁山的大组长是北大法律系总支书记马振明同志，两位人大的同志任副组长；藁城的大组长是人大法律系总支书记韩铭立同志，人大财政系主任方晓丘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