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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伤9个人。这是一种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这种办法好不好？一开头群众不同意在那里盖麻风病院，为什么一定要盖呢？别处就找不到地方？已经进行盖时，群众还是不同意并且派代表来交涉，为什么要把他们的代表扣留起来呢？有什么权力把他们的代表扣留起来呢？公安局长和县委书记是根据哪一条法律？为什么可以把群众的代表党、团支部书记扣留起来？就是我们的干部感到自己有那个权力，你不听我的话，我就可以把你扣押起来。这种态度很不好，是离开我们党的尊重群众、做人民勤务员、为人民服务的作风。因为群众开始就不同意，后来还不同意，你又扣了他们的代表，他们没有办法，为什么不拆房子呢？群众拆房子也不能算什么犯错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才这样做。其实，对于群众要拆房子的问题很容易解决，只要派一个人去，向群众说：你们不愿意在这里盖麻风病院，现在就不在这里做麻风病院了，房子可以做别的用，你们不要拆了，房子留给你们住，他们就会不拆的。群众把干部赶走，扯坏了衣服，可是没有伤人，是没有犯罪的，而我们公安局派去的警察却开枪打死、打伤了群众。所以说，这件事从开头，到中间，到最后的处理，都是错误的，是不妥当的。人民内部的矛盾，本来没有那么紧张，不是对抗性的矛盾，是可以和平解决的，可以采用小民主的办法解决的。但是，我们却有意把这个矛盾弄成对抗性的，人为地、主观地把非对抗性矛盾转变为对抗性矛盾。”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事例，在基层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少奇很重视，特别作了分析。
在广州，我们遇到的另一件典型事例是内港工人闹事。原因是那里的800多名工人因为工作时间太长，工作班次调得不好，工人太累，加上港内要求工人义务劳动盖集体宿舍，而房子盖好了，却通通分给职员、干部和家属住上了，工人很不满意，于是闹事。对于这件事，少奇讲：“我看这个问题主要也是领导上的问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有些负责人常常把自己看成是管人的，而人家是被我管的，这样的看法就不好，这样处理他们的问题不会去商量，就不会实行民主，是非也就分不清楚，群众就不能服气。因此，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有两条路线：一条路线是连小民主都不允许，就是靠命令行事，人民不准闹，闹了就压。不允许用小民主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这样的路线是错误的，其结果势必要逼成大民主。另外一种路线，就是跟群众讲道理，把自己看成跟群众一样，群众有问题跟他们讨论，说清楚，群众一时不清楚，要闹事也可以，允许他们开会、写信，允许他们告状、请愿，也允许他们游行，要罢工也可以，不过，我们是不主张罢工的……我们一定要实事求是地分清是非界限，同时，经常有小民主，也就可以避免大民主。”
4月11日，少奇接中央通知返京参与接待伏罗希洛夫，结束了在五省的调研活动，14日抵京。24日，少奇到上海接伏罗希洛夫，看望宋庆龄，并于27日在上海市委召开的党员干部大会上作《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这篇讲话后来被收入《刘少奇选集》，其内容是少奇长期思考的问题，是五省调研的总结，是少奇在人民内部矛盾理论上的重要贡献。
在近两个月的调研中，少奇不但听取各地干部的汇报，还找来一些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谈话。对于普遍存在的诸如中小学生毕业后的升学问题，工人、农民生活差距问题，工人不满和闹事，副食品供应紧张等问题，深入了解后，逐一进行了分析，提出这些问题形成的原因、性质、危害和解决办法。他反复强调：“现在人民内部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当前的问题就是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地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表现在分配问题上。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突出地表现在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问题上。”他提出了分配制度的改革，在实行按劳分配的同时，不能混淆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分配办法也要有所区别，既反对平均主义，又反对分配不公。同时，少奇还提出改革劳动制度，包括实行劳动合同制、改革干部终身制、改革工资制度，实行计时、计件及奖励工资，对城市住房问题，提出试用职工集资和国家补贴相结合的建房方案。
明确了主要矛盾和它的表现形式，是我们着手解决问题的前提。少奇一路走，一路调查研究，在如何解决矛盾的问题上，少奇进一步讲：“矛盾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对抗性的矛盾，另一类是非对抗性的矛盾，一般来讲人民内部矛盾基本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因此，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能采取处理对抗性矛盾那样的办法，如果采用处理对抗性矛盾那样的办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那是在根本方针上面犯错误。”“我们共产党人不是斗争的嗜好者；我们在主观上没有必要去故意地、人为地使斗争激烈化，使斗争紧张起来。我们采取什么方针和方法来解决矛盾，不是凭主观愿望决定的，而是由客观矛盾的性质决定的。只在必要的时候才采取强硬的、压服的办法。凡是可以采用说服、教育、团结的办法解决问题的，我们都是采取说服、教育、团结的办法。我们主张，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用和风细雨的办法，要用小民主的办法。”
少奇把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看成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力主用民主的方法解决矛盾，主张扩大民主，从根本上保障人民群众的政治、经济权利。他要干部们在处理矛盾时，不要“利用矛盾的斗争性促进矛盾的冲突与破裂”。他甚至将群众闹事这一矛盾的激化过程，分成几个阶段，逐一指出应该如何处理才不致使矛盾向着消极的方向发展。他反复告诫干部，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一是不要和群众对立起来，要相信群众。二是要分析矛盾双方的是非，不要只看对方不是，看问题全面，人家才会服气。三是不要以力服人，要以理服人，四是千万不要把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少奇还讲到，即使怀疑有敌我矛盾混在其中，也不妨先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去处理，这样不会打击一大片。他讲的既实际又中肯，对各级干部的工作，起到了非常积极的指导作用。
回顾少奇的调查过程，学习他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论述，对于今天的经济建设同样具有现实意义。人民内部矛盾将长期存在下去，尽管它的表现形式将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变化，但识别和解决的办法，原则是同样的。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是巩固政权、团结人民、减少内耗、加快经济建设步伐的有力保障，重温少奇的话，更体会其深远的意义，任何时期、任何矛盾的解决都不会是一蹴而就的，不断地学习和探索，将是我们永远的课题。
四、“七千人大会”上的毛泽东、刘少奇及林彪
支中
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曾长期合作亲密共事。然而，在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却被错误地打倒并惨遭迫害，这其中有何历史因缘？我们从毛泽东发动“文革”时，在题为《我的一张大字报》的文件中，指斥中央有一个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意指该年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因到会者约7000人又称“七千人大会”）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以及江青在“文革”初期所称：“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人们或许能从中寻出刘少奇被错误打倒的缘由之一。
那么，在“七千人大会”上究竟发生了些什么呢？
【毛泽东说形势一天天向上了，要继续“跃进”】
在1958年开始的三年“大跃进”中，国民经济陷入了非常的困境。为了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196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但由于人们思想认识不统一，调整措施并没有得到切实的贯彻，整个经济状况仍很严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