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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的短须，沾着白白亮亮的冰花。他的嘴里呵着白气，哆嗦的说：“来来！我已
经雇好了‘刘把式’的车。”“刘把式”的车在车站转角的地方等着，他是镇上一
个熟识的马轿车夫。乡下知名人士赶车的叫“车把式”。
上了那挂着棉篷的马轿车，我们并没有停止抖颤。车被棉篷紧紧的围住，里面黑
洞洞的。风雪被阻挡在棉篷之外，而大爹却跨坐在外面的车辕上。旧时的规矩，
妇女才盘膝坐在车里，男子是要“跨辕”的。
我们不知道大爹有多冷。从车站到家，还有三里路，又是逆风。当我们好容易到
家时，已经掌灯了。
老家还是那样，天已全黑，只有有煤油灯的地方是红红亮亮的。大爹把我们带到
祖母房里，祖母房里升着炭火盆。大妈带着怜惜的笑容走过来，给我们打热水洗
脸，给我们用开水冲茶汤喝了，我们渐渐暖上来。大妈让我们坐在烧热的炕头上，
一面张罗给我们端饭，一面抱过簇新的棉被和枕头，问祖母，是让我们睡祖母的
套间，还是睡大妈的套间。“他二婶（指我母亲）那东厢房太冷了，还是孩子们
和我住在一起吧！”她建议着。祖母带着欣慰的心情答应着，一面向我们问长问
短。而大爹早又恢复了他那慢慢吞吞的踱方步，和那慢吞吞的说话的腔调。当我
们一面吃饭，一面激动的着外面的风雪时，他只“嗯嗯”的答应着，仿佛那是一
件很平常的事。
而一直到后来，我们才想起，那天火车误点，他在风雪中更多等了我们半个钟头。
老天！那样的风雪！
许多事都是这样的，在当时，觉得很平淡。也不知道究竟有多艰难，也不知究竟
有多温暖，也不知道究竟有多感激。我只记得从那以后，祖母没有再提大爹独享
我们财产的事，也不再提分家的事。
过了几年，战争完了，苦日子也过去了，我们才听说，大爹那些年省吃俭用，把
押给人家的庄子已经赎了回来。芦苇地也差不多都赎回来了。镇上以前一共有四
个有名的大户，后来都破落了。我们是其中之一。我们也是唯一留住祖产房屋，
而且赎回祖产田庄的一户。
我想，假如从那时候不再荒乱该多好！努力和节俭本来是最真实、最不会被否定
的东西。亲情也是最真实、最不会被否定的东西。而我们这一代就缺少那种福份，
家里刚刚振作，就又被变乱席卷了！
我到了台湾，要结婚的时候，收到大爹一封信。信里附着一个红包，里面是四千
万元的汇票。信上大意说：“家中年景不好。我原为各侄女每人积存一份妆奁，
但不幸，币值贬降，这数目大约也只能给你买双丝袜子，伯伯不才，未能克尽家
长之责，希吾侄谅之。”
我岂能不“谅之”？我岂能不感激涕零？我岂能忘记那年的风雪，那北方古老的
家园！那凄寒如爝火般的光与热，那属于中华古国传统的含敛不露而真实无比的
亲情！
儿行千里/范春歌
我第一次骑单车穿越中国的途中，母亲还不时将一封封家书提前寄到我将到达的
地方，好让我每次到达一个陌生的城镇，都会收到家人的问候，它温暖了我一程
又一程。
在俄罗斯的一座乡村，失去丈夫的农妇与儿子相依为命，靠着勤劳的双手，日子
虽然不富足但幸福安宁。有一次，回乡度假的庄园主的女儿所乘的马车受惊，农
妇的儿子救了她一命，并且在四目相对的那一刻，爱上了美丽的贵族少女。备受
单相思煎熬的他，为了争取和少女接近的机会，做出了离家到庄园主家当花匠的
决定。
启程的那天，雨丝纷飞。孤独的母亲坐在滴雨的屋檐下目送儿子欢天喜地朝远方
的庄园走去，她默默地注视着儿子执著的背影祈祷着：“孩子，你仿佛被一根施
了魔法的绳子牵着往前走，我只希望你回头看一眼母亲，哪怕一眼呢……”
年轻的农夫欢快地走着，他吹着欢快的口哨，始终也没有回过头。
为了赢得庄园主女儿的爱情，年轻人视苦役为欢乐。秋收的一天，他自告奋勇爬
上高高的草垛，卖力地干活，因为他心爱的少女正在楼上的阳台注视这里。高傲
的少女或许也被这劳动的场面所感染，顽皮地向草垛上的人们伸出了手臂，年轻
人踮起脚尖为了握一握少女的纤手，不幸从高高的草垛上跌落摔死。
母亲闻讯赶来了。与儿子分别已久，万万没有想到会以这种结局重逢。当儿子在
村人的嬉笑中下葬的时候，她紧紧地搂住冰冷的儿子，没有一丝抱怨，两行热泪
从这位一生倔强从不落泪的农妇的脸庞上滑落。她说：“我的孩子！”
从小到大看电影无数，许多影片别说情节，就连名字也记不大清楚了，但少年时
看过的这部反映俄罗斯生活的片子至今记忆犹新。
我恰恰是影片中那样一个孩子，疯狂地爱上了去远方的大路。多少年行色匆匆地
穿行于中国的地图，拎起行囊道一声：“我去西藏了！”“我去黑龙江了！”头也不
回便出了家门，一心直奔目的地。
直到有一天，我离开院子走了很远，忽然漫不经心地回了一下头的时候，发现年
迈的姥姥、两鬓染霜的父母仍然伫立在阳台上，望着我。
我每次出远门的时候，家人都是这样久久地凝视着我的背影，只是因为我从不回
头，所以从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即便我度完周末离家去江对岸的报社上班的时
候，他们同样在阳台上目送着我的离去。
我回头的那一天，第一次向他们扬起了手。我永远记得家人的笑容。
一年又一年过去了，站在阳台上的亲人一个个离我而去，如今只剩下母亲，以她
不变的柔情站在那里。
我第一次骑单车穿越中国的途中，母亲还不时将一封封家书提前寄到我将到达的
地方，好让我每次到达一个陌生的城镇，都会收到家人的问候，它温暖了我一程
又一程。每次风尘仆仆地归来时，我的背囊里总塞有一摞沉甸甸的家书。
１９９８年我得到去南极中国长城站采访的机会，出发的时候，身为画家一生拿
惯了油画笔的母亲为我赶织了一双厚厚的羊毛袜子。当时考察队发的靴子没有女
性的尺码，是母亲织的那双厚毛袜才使我的一双脚在男式靴子里没有打晃。在南
极大陆的暴风雪中跋涉的时候，冰雪毫不留情地灌进了靴子结成冰砣，也多亏母
亲给我的羊毛袜让我的双脚抵御了南极的冰寒。
四年前我受报社的派遣到海外追访郑和下西洋遗踪，连续三年在印度洋沿线的亚
非国家奔波。每次出发的时候，母亲都要帮助我准备行囊。她既担心携带的物品
多累坏了我，又担心哪一样物品没带上，路上会诸多不便。于是，放进行囊中的
每件物品都要掂量再三。将近七旬的老人了，她甚至还吃力地将沉甸甸的行囊试
着背到瘦弱的肩上，体验我将承受的分量。
震惊世界的“９·１１”事件爆发之后，也门很快被美国宣布为空袭目标之一，
而它也恰好在我“重走郑和路”的路上。抵达也门时，我在深夜被爆竹般的响声
惊醒，趴到窗口一看，才知道附近发生了激烈的枪战。平生头一回离枪声如此之
近，只身住在一座小旅馆的我，产生从未有过的恐惧与紧张。不久，当地又发生
人质绑架事件，新闻很快传遍了世界，自然也会传到母亲身边。这些事件是我瞒
不住的，除非我能垄断世界媒体的信息源。
尾随在全副武装的军警身后，我穿过街头举刀持枪的游行队伍到邮电局给母亲报
平安。拿起电话筒之前，我一再告诫自己要平静，不能让母亲听出一丁点儿的慌
乱，让万里之外的她倍添不安。但是，当我听到从大海的那一端传来的母亲的声
音，无法忍住哽咽。
有时，再坚强的儿女在母亲面前也无法扮演坚强。因为，她是世界上最疼你的那
个人啊！母亲在电话那端没有落泪，她以超乎寻常的镇定提示我如何注意安全如
何寻求中国大使馆的支持。
我想起了徒步穿越中国的途中倒在罗布泊的余纯顺，他倒下的那年，社会对他的
赞颂对他的宣传达到沸点。那年我恰好在上海，他的家乡。经人指点我找到了他
的家，上海一条弄堂里一间简陋的房子。屋子虽小，但因为只有他父亲一人而显
得空空荡荡。老人低着花白的脑袋正在凝视儿子背着行囊的照片，此刻市内举办
的余纯顺徒步中国事迹展览正观者爆满。当时正午已过，听说老人还没有吃午饭，
我走进厨房发